我写“内参”，付出了惨重代价

       记者除写公开报道，还有写“内参”（或“内部情况”）的任务。“内参”有时能起到比公开报道更好的效果。但写“内参”有一定风险，“内参”往往反映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容易得罪领导。以往年代，政治运动频繁。“运动”一来，记者写的“内参”常常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不少记者因此被打成“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新华社有七位分社社长因写“内参”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我在《人民日报》社当记者多年，也写了一些“内参”，付出了惨重代价。

       文/王金凤

       写“内参”反映“大跃进”中的浮夸风

       1958年初，中央在南宁召开会议，伟人讲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重要讲话，批评了周恩来、陈云同志1957年“反冒进”是犯了“右倾”错误，“离右派只有50米了！”各地闻风而动，吹起“大跃进”的号角，在全国刮起浮夸风。

       1958年《人民日报》撤销各省记者站，我到农村部当评论员，有时也下乡做点调查研究。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是河南省辉县？岈山乡上万亩小麦“亩产小麦3000多斤”，《人民日报》发在一版头条。我多年跑农村，知道全国小麦最高产量是青海一块几亩大的“试验田”，亩产不到3000斤。怎么可能上万亩土地平均亩产3000斤呢？我表示怀疑，立刻有人劝我：“小心，别当观潮派！”

       我不服气，自告奋勇下乡调查。这年七八月间，冒着酷暑来到河北省定县。定县有位全国农业劳模马宝山，我认识。他见到我，神秘地对我说，要让我看看他将要放的“白薯卫星”。

       只见一亩地面积，往下深挖15丈，堆满小白薯。往上堆起15丈的小土山，里面也统统是小白薯，这就是他要放的“亩产白薯100万斤”的“高产卫星”。估计他实际上也填充了十几万斤小白薯！

       我吃惊地说：“这就是你所说的特大卫星？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弄虚作假吗？”马宝山不高兴了，拉长了脸：“人家能将十几亩的水稻并在一起，我为啥不能将白薯堆成小山？！”

       我说：“老马呀，你昏了头了，这样做有啥好处？你是让人家参观，让记者来拍照，替你宣传吧。我告诉你，我决不写一个字。”两人不欢而散，我马上坐车回北京，写了一个“内部情况”，被领导扣下了。他说：“你这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到时候要倒霉的。”他这是好心保护我，他有充分的经验。我说：“明明是弄虚作假，这叫什么‘放卫星’啊？”他苦笑着说：“这是‘大跃进’的浪潮，势不可挡。我们不报道也就算了，说他弄虚作假，有人会不高兴的。”

       过些日子，报上又登出河南鲁山县大炼钢铁、大放钢铁“卫星”的消息，农村部让我去采访。

       记得是9月下旬到了鲁山，县委书记热情地接待我，说全县正做准备，准备10月1日放一颗“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我去过鞍山钢铁公司，这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有二十万职工（鲁山县只有15万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全年钢铁产量300万吨，还不到一天一万吨。小小的农业县鲁山，要放“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岂非天方夜谭？

       我到了鲁山县的一个公社，只见公社书记头上扎了块白毛巾，正头疼。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老王同志，县里布置要我10月1日放‘2000吨钢铁卫星’，我愁得生病了。别说2000吨，我200吨也放不出来呀！”他陪我到了炼铁工地，只见用泥土垒成的小土炉，炉火熊熊，烧的是山上砍来的木材，炉中原料是各家各户收来的废铁器加焦炭，炼出来的是“烧结铁”，还不如原来的废铁。有的炉直接炼矿石，炼出的是比烧结铁还差的“铁疙瘩”。许多农民背着矿石疲倦地走来，有的走着、走着在山路上睡着了。我看了堆在一起的矿石，估计也不过几十吨。我问农民：“你们知道一吨是多少斤？”他们回答：“估摸是一斤吧。”真是可笑，连一吨是多少也不知道，怎能大炼钢铁？国务院工业部有一位女干部也来到鲁山，我们一起数了数土高炉，有二三十个吧。估计连200吨也炼不出来，何况炼出的是废品“烧结铁”！她说，她回北京要向工业部长高扬同志汇报，她希望我也写个“内参”，证实她的汇报。

       我回县委招待所马上写了个“内参”，寄给《人民日报》工商部主任张沛同志，请他转给国务院工业部部长高扬同志。后来听说，毛主席认为高扬同志“右倾”，一气之下撤销了工业部。在此以前，他已撤销了邓子恢当部长的中央农村部。我这“内参”估计命运不佳，说不定当了高扬同志“右倾”的“罪证”！

       写“内参”揭露河北省假劳模

       1964年夏天，我到了河北省当时的省会天津。省委宣传部长翟向东同志向我推荐了一个“河北遵化县西下营大队3000亩亩产粮食600斤”的高产典型。当时河北农田一般亩产二三百斤，亩产600斤算得高产了。他又介绍西下营党支部书记王佐民是全国农业劳模和复员军人模范，希望我能报道王佐民。

       冒着7月酷暑，我赶到遵化县西下营大队，见到王佐民。他三十多岁，看上去很干练，也善谈。当时，林彪正推动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语录已印了上亿册。王佐民告诉我，他正是通过组织村民和民兵学习主席著作，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低产田而获得亩产粮食600斤的成绩。他安排我住在一名军属家里，又派来一名背着照相机的宣传员陪我采访。照相机在今天中国已很普遍，在60年代农村，可是个稀罕物。小伙子带我看了展览室。墙上几百幅照片都是王佐民的工作照：他正在学《毛选》，他带领支部学《毛选》，他带领全村农民学《毛选》，他带领社员深翻土地、密植，他上天津、北京开会，戴大红花当劳模等等，全是小伙子的“杰作”。他又抱来两大本剪报，全是宣传王佐民的。这么突出地宣传自己的劳模，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免对他心生疑虑。

       王佐民陪我看庄稼。我们沿着公路，看了几块玉米地，确实长得不错。他说，至少可打600斤。我请他回大队，让我自己随便看看，他不高兴地走了。我离开公路，转入田间小道，面前大片玉米长得稀稀拉拉，每亩大约只能打二三百斤。这样看来，全大队3000亩地怎能亩产600斤呢？

       我在社员家吃派饭，一天换一家，问了好几家社员，去年庄稼收多少？亩产多少？他们齐声回答：不清楚，问王书记去！

       社员吃得并不好，每天两稀一干，喝玉米糊糊和吃玉米饼。孩子都长得瘦瘦的，三顿菜都是咸菜加大葱，这不像亩产600斤的生活水平。

       我问六十多岁的房东大娘，更问不出什么。我只好用老办法了。我让老会计把1957年建社到1963年的账本统统给我找来。老会计抱来二十几本。1957年西下营大队由十几个高级社合并而成，要从高级社查起，相当费事。我不会打算盘，当时又无计算器，只好用笔算，一连算了两天，算得我头昏脑涨。

       两天后，发现问题了。原来1957年西下营大队的粮食总产量，竟超过1963年好几万斤！可是，1957年亩产只有300斤，1963年怎么变成600斤呢？真是怪事，除非耕地面积缩小了。

       我算了兴修水利和社员建房面积，只少了一二百亩。总耕地面积和1957年差不多，为何总产量少了，亩产却增加了一倍？这是不可能的！

       我明白了，王佐民用的是少报耕地面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办法。那么，他少报多少呢？总耕地4000多亩，他竟敢少报2000亩！这样，2000亩耕地亩产从300斤跃升到600斤！反正，上级谁也不会核查大队总耕地面积，也不会核查1957年和1963年的总产量，要的就是亩产，比的也是亩产。

       我到王佐民家中去了。他不住在村里，单独一家住在村外。这是一座灰色围墙围起的院落，孤单单矗立在田野间，引人注目。进了围墙，是一亩大面积的院子，种了豆角、西红柿、洋白菜等等，还种了半亩玉米，当中还打了口洋井。整整齐齐五间双砖落地大瓦房。王佐民不在家，他媳妇出来招待。只见她上上接身穿了件格子纺绸衬衫，下身穿一条黑纺绸裤。这种打扮，农村少见，倒像解放前的“少奶奶”。她又是让座，又是敬茶，很会应酬。我见她手上和王佐民一样，戴着块梅花牌手表，这在农村妇女中也少见。屋中还有位十八九岁青年姑娘，抱着个两三岁的孩子，另一个六七岁孩子在地上玩。

       我对她说：“你有两个孩子，又要做饭、种自留地，怕是不能出工啦。”她笑容满面，得意地说：“从打嫁过来，我没下过地。自留地也是社员帮着种的。佐民不让我下地。生了两个孩子，家务更忙。这不，小的孩子还靠这姑娘帮忙。”她用手一指：“这是大队出纳，每天过来帮我照看孩子。快过来见见记者，可是从北京来的大记者哟。”

       姑娘脸红了，朝我点点头，慌慌张张抱着孩子出去了。我打量一下房子，很新，问她：“这房子啥时盖的呀？”

       “盖了不到三年，不怕你见笑，土里土气，离村又远，不大方便。”

       我算了一下，大约是1961年盖的，那可是三年困难时期。

       我回到住地，上房东大娘屋去了，我说：“我到王书记家去了，五间大瓦房，加上自留地，一亩多吧，比一般社员自留地大多了。房子好气派呀。”

       房东大娘重重叹了口气说：“可不是好气派，原来还要气派。房子和围墙，全抹上红色，远远望去，就像座庙。听说上级来了，说太显眼，这才改成灰色。”

       “盖这房，花费不小吧，又是三年困难时期。”

       大娘又重重叹了口气：“那阵子还吃食堂，都吃不饱。大伙还得去帮着盖房，老婆子我还去搬过砖。听说，这盖房的钱”，她猛地停住：“哎呀，可不敢瞎说。”

       我看她有顾虑，耐心开导她：“大娘，我在这屋也住了好几天了，你还信不过我？”

       “是呀，是呀”，大娘忙说：“老王同志，大娘我自然信得过你。看你大热天老远从京城来到这里，住到我家，只喝我老婆子一口水。可你早上帮我扫院子，又帮我挑满一缸水。白天忙一天，晚上熬夜帮我们查账。你为啥呀，不就为我们社员好吗！大娘我信得过你。”

       我趁热打铁问：“大娘，您说说，王书记这盖房的钱，从哪里来的？那时一天挣10工分，也不过几毛钱吧。”

       大娘又叹气，低声说：“听说，听说，他是挪用了上级给我们修水利时让社员搬家时的补助款。还有，发给困难户的救济款。我是听老会计说的，他是我家表叔。”

       我听得生气，不由大声说：“那社员为啥不上公社、上县里告他？”

       大娘见我声音大了，她急了，忙摆手，低声说：“小声些，小声说。王书记成天上县里，上省里，还上北京开会哩，受表扬哩，是劳模哩，谁敢告他？不要命啦？”

       我也重重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对王佐民摊了牌。我要求他召开大队支委会。在支委会上，我说：“我查了你们大队从高级社到去年的账。发现你们大队1963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还少几万斤。”

       支委会惊呆了，王佐民也很吃惊，连忙说：“耕地少了嘛。”

       “少多少亩？”我紧着问。王佐民慌了，吞吞吐吐地说：“可能少了几百亩吧。”

       我笑笑说：“我查了账，1957年十几个高级社耕地总面积约4000亩，亩产300斤，总产量120万斤。1963年你们大队报粮食亩产600斤，但总产量只有110多万斤。除非，你们耕地少2000亩，只剩2000亩。亩产600斤，这总产才合得上110多万斤。这六七年，你们大队耕地竟少了一半吗？”

       王佐民脸红了，口齿不清了：“这不可能，不可能！”

       “账在那里呢，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清楚。”

       王佐民站起来，急着说：“我找老会计查查，这些账，都是他做的。”

       当天晚上，我写了“内参”，揭露王佐民采取少报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虚假手法，骗取亩产600斤（实际仍为亩产300斤）的劳模荣誉。他还侵吞了水利款、困难补助款盖房，又让出纳当他家保姆，让会计、出纳一人当，账目自然混乱不堪，随便捏造了。

       报社登了我写的“内参”，将“内参”寄给中共河北省委。省委很重视，派出工作组，进驻西下营大队。情况比我反映的还严重，他还打击报复反映真实情况的社员，不让人家出工，一家人几乎饿死。王佐民被撤职，同时撤销劳模称号，把房屋退赔出来做了大队部。他和老婆都下地劳动了。不然，他家吃什么呢？

       下期继续连载，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