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三份“内参”，竟坐牢五年之久
正是春耕时分，我到了京郊怀柔县。一位已靠边站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来看我，自我介绍他爱人在《人民日报》群工部工作，他算《人民日报》家属，向我反映：“春耕季节快到了，从县委、公社到大队都被夺权。生产没人管，地种不了，今年老百姓吃什么？全国人民吃什么？”他忧心忡忡地说。
我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扭转这危险局势？”
他低声说：“我们几个副职，包括副县长、农业局、林业局、粮食局、水利局的副局长和供销社副主任，在一起商量，准备成立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抓全县的农业生产。同时，公社、大队也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组’，生产便可以一抓到底。可是，我们怕造反派说我们反夺权。老王同志，你看怎么办？”
我连忙说：“这主意太好了，造反派那里，我去说。”
我和刚成立的县革委会主任一说，他们同意了。马上解放一批副职干部，成立了全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和公社、大队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小组”。怀柔的春耕生产自上而下有人抓了，春耕生产有序地开展起来。全县老百姓都很高兴。
我回到报社，写了“内参”，直报中央。周总理看到了，十分高兴，马上送毛主席。毛主席批示：“《人民日报》立即见报。”
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怀柔县解放一批干部，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春耕生产顺利进行”的消息。用的是我写的“内参”原文，一字未改，连新闻导语也没有改。各地闻风而动，解放了一批干部，纷纷成立工、农、商业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农商业生产能正常进行，避免了经济崩溃的局面。
全国干部、群众都高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总理更高兴。一心搞乱天下、妄图乱中夺权的江青大不高兴了，指责总理“用生产压革命”。她追查这个鬼主意哪里来的，《人民日报》的消息是谁写的？姚文元说是报社记者王金凤写的“内参”，主席看了让《人民日报》发。江青大怒，记下了这笔账。
1967年2月，我到武汉采访。正赶上当地造反派驱赶大批工人、劳模、工会干部戴高帽子游街。我数了数，竟有6000多顶高帽子。最惨的是武汉重型机器厂的劳模马学礼，头上竟压了顶铁帽子。还有不少女工被剃了阴阳头，手里拿着稻草。“造反派”说她们上北京告状是保皇派想“捞根稻草”。一下火车便被揪来游街。六千顶高帽子游街真是浩浩荡荡、“蔚为壮观”，两旁有外国人在照相。
我看了气愤不过，提笔写了第二个“内参”，大意是“‘文化大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工人包括劳模竟遭高帽子游街，敌我不分！”
这一“内参”周总理也看到了，由“中央文革”下令，不准让工人、劳模再戴高帽子游街，还解放了大批工人和工会干部。
第二个“内参”也起了作用，我自问尽了中央党报记者的职责。
写第三份“内参”，大祸临头了！
1967年秋天，我到上海采访。上海解放了一批干部，我召开座谈会，编发了一个版。又专访了原杨浦区委书记、产业工人出身的张金标，写了长篇通讯，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版。这时，驻上海的空四军宣传处长来看我，请我参加空四军召开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当时，这样的会很多，很难见报，我不想去。不料，那位处长出语惊人，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
我问：“什么意思？”
回答是：“我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飞行（即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讲一句语录）。”
我听了大吃一惊。当时打电话，有人先念一句语录，如“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讲电话内容。这已经耽误时间，如果指挥飞行，指挥员和飞行员都先念语录，再说飞行术语，飞机飞行速度极高，指挥术语一句很短，如加上语录，飞行员反应不过来，非出飞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机毁人亡。我内心非常反感这种“极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开反对。只派了一名年轻记者去参加会议，也没写什么报道。
1968年1月，军委空军召开空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请《人民日报》记者参加。说参加者每人将发一套精装毛选和100个毛主席纪念章。我听了很生气。我知道当时有句话：“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其实，空军一直“很左”。他们动用大批国防器材铝甚至黄金、白银制作纪念章，有的纪念章比银圆还大，有的人甚至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里……江青送几个芒果给空军，说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头顶芒果，站在火车里几小时送到基层供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忍不住，提笔写了第三个“内参”，向中央反映空军学习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语录指挥飞行，弄不好将发生重大事故；空军动用大量国防器材制作纪念章，不合勤俭建军原则；空军有骄、娇二气。
这个“内参”转到当时空军司令吴法宪手里。他向江青报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放厥词，胡说王金凤是上海、北平的地下党员，受到刘晓、刘仁领导。刘晓、刘仁是“叛徒”“特务”，王金凤也是“中统”特务。她提出，要把王金凤押送秦城监狱。敬爱的周总理保护了我，说“先审查审查吧”。于是，由陈伯达下令：“立即对王金凤监护审查。”1968年，把我押到北京卫戍区，和一些部长，如吴冷西、陶鲁笳、刘白羽等关在一起五年一个月。直到1973年6月，还是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把我放回《人民日报》社恢复工作。
坐牢五年，关在单身牢房，与世隔绝，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更残酷的是，吴法宪下令，强迫我的丈夫赵宝桐（全国空军英雄）和我立即离婚，又逼赵宝桐重新结婚。赵宝桐顶了三年半，空军说他不重新结婚，便是“对王金凤有幻想，是立场问题。”赵宝桐生怕再顶下去，自己也可能被抓，则三个五岁、十岁、十一岁的孩子必然流离失所。无奈，他被迫于1971年12月和一名工厂技术员结婚。一年半后，我出狱了。
出狱后我面临家破人散的悲惨局面。我不甘心屈服，赵宝桐也不愿屈服。我们齐心协力，经过三年半艰苦复杂的斗争。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12月26日，锦州法院判赵宝桐和那名技术员离婚。同日，北京法院判赵宝桐和我复婚。
在抗美援朝空战中，赵宝桐英勇顽强，沉着机智，坚决果断，创下个人击落敌机7架、击伤2架，创造了志愿军飞行员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
为写“内参”，我坐牢、离婚、复婚，付出整整八年时间。人生能有几个八年？！当然，“文革”十年，国家和人民付出惨重代价，知识分子、干部受迫害的数以百万计，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不幸者，总算保住了生命和家庭，也算侥幸了。
【作者简介】王金凤，又名金凤，原名蒋励君，女，1928年6月1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解放前是颇有传奇色彩的中共地下党员。1947年入党，1948年去解放区，分配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记者，是新中国新闻界第一批授予高级记者职称和第一批享受政府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著有几百万字的新闻作品。出版《友谊的花朵》《时代的眼睛》《在中国大地上》《历史的瞬间》《风起青萍末》《邓颖超传》《伟人之初》等作品集，《邓颖超传》曾获国家图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