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寓言与精神返乡的诗意书写——评高旗诗集《深圳谣》

       ■ 刘桃德（深圳）

       五月末，去宝安创业路的一家面馆，参加诗人高旗的诗集《深圳谣》分享会，很是奇特。深圳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此，生活是吃面，生活也是诗歌。天堂是图书馆的模样，也可以是面馆的模样。
    

       分享会现场，高旗亲自签名赠送墨香四溢的诗集于我。这些天，我静下心来，终于阅读完了整本诗集。《深圳谣》是高旗数十年诗歌创作以来的第一部诗集，全书分为八辑，是诗人的艺术总结，更是他诗歌写作的辛勤结晶。
    

       在《深圳谣》序言开篇，唐小林老师直指深圳“只适合搞钱”的世俗偏见，以“诗人最多的城市之一”的反常识判断，瞬间将读者拉入当代文学与城市文化的交锋现场。而我所认识的诗人高旗，应该是一个潜心写诗，并且真正将诗心融入生活的诗人。通过他的诗集《深圳谣》就可以一窥全貌。
    

       在当代中国诗歌的版图中，深圳始终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符号。诗人高旗的《深圳谣》以双重身份介入这一复杂的城市肌理，既是外来者的凝视，又是归乡者的低语。这部诗集以深圳为经纬，编织出一张交织着现实与隐喻、漂泊与扎根、物质与精神的诗歌网络。透过那些精确如手术刀般的意象和沉郁顿挫的节奏，我们得以窥见一个诗人如何在高速运转的都市齿轮中，为灵魂寻觅栖息地。
    

       深圳的移民属性，在高旗作品中被解构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生命状态。在《迁移》一诗中，“户口、气候、视野、维度”的位移，暗示着身份认同的流变。诗人将移民的迁徙比作“尘埃的命运”，在《追梦人》中，那些“删除往事”的寻梦者，像“一波接一波登录的页面”，在城市的服务器中不断刷新存在。他们既是城市建设的“人肉干电池”（《电池》），又是被资本逻辑规训的“浅海鲨鱼”（《鲸鱼》）。  
    

       然而，高旗并未止步于对生存困境的控诉。在《种子》中，留守儿童的信件成为“浇灌南漂梦芽”的隐喻，揭示出移民叙事中更为隐秘的情感结构，对故乡的背叛与眷恋始终如影随形。当诗人发现“深圳二十七克”已足以与“故乡二十八克”抗衡时（《深圳谣》），一种新的身份辩证法悄然浮现：移民的“落地为兄弟”不再是乌托邦式的口号，而是在“普通话与方言的夹生”中，完成对故土与新城的精神考古。
    

       高旗就是做石材生意的创业者。作为“石材词汇装饰的城市客厅”（《石材词汇装饰着城市客厅》），深圳的现代化进程被高旗赋予强烈的物性特征。地铁成为“钢铁精灵”（《时光的隧道》），集装箱堆积成“词汇的仓储”（《词汇一样的集装箱堆积盐田港》），写字楼里的人们“浸泡在互联网的深蓝”（《地铁的使命》）。这些冰冷的物质符号，在诗人的笔下呈现出诡谲的生命力：它们既是现代性的纪念碑，又是吞噬人性的黑洞。  
    

       当商业区的喧嚣覆盖教堂唱诗班的圣咏，诗人发出诘问：“万千广厦间，可有避世旅馆？”答案或许藏在《红树林印象》的生态图景中：野鸭、贝壳与鸥鸟构成的“民谣梦境”，与都市的“呛鼻气味”形成尖锐对峙。高旗以生态主义视角解构城市神话，在《清洁城市的肺》中，台风摧毁的不仅是建筑，更是“潜伏在下水道的良心”。这种对物质文明的批判，唯有在摧毁中，才能照见被遮蔽的生命本真。
    

       一方面，诗人以“时间的齿轮”（《时间的齿轮》）、“淬炼”（《时光的淬炼》）等工业意象，展现现代性对生命节奏的碾压；另一方面，他又在《时间的云梯》《荒料》等诗中，将时间重构为轮回的容器。父亲退休后“像倾斜的逗号”般远航（《远航的父亲》），暗喻着个体生命在时间链条中的断裂与延续；而大理石的光芒“漫过星辰”（《大理石的光芒》），则试图在物的永恒性中安顿易逝的肉身。  
    

       高旗的诗歌语言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口罩成为“白芒芒的障碍”（《口罩的障碍》），宠物狗“没有奴性”（《无奴性的宠物狗》），而“洛阳纸贵”的退休金与诗歌价值形成反讽（《洛阳纸贵》）。在形式上，《短诗一束及俳句》借鉴日本俳句的凝练，如“高铁站扎堆/踏上春节的雪橇/故乡在导航”，三行诗浓缩了春运的集体乡愁。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对科技词汇的诗化改造。当“6G、无人机、AI”闯入抒情场域（《地铁的使命》），当“刀片电池”与“青春细胞”形成互喻（《电池》），诗歌不再是与技术对立的孤岛，而成为反思异化的镜鉴。这种语言策略，与深圳“热带雨林”般的创新生态（《热带雨林》）形成文本内外的共振。  
    

       高旗的深圳，终究不是规划图纸上的超级城市，而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复合体：它既是“石材样板垒满的办公室”，也是“梧桐山云雾泡开的茶盏”；既是“集装箱堆积的欲望表情”，也是“大沙河丝绸般缠绕的乡愁”。当诗人在《荒料》中写下“从鸿蒙到奢石”的蜕变史，我们终于读懂这份城市寓言的终极密码——所有被时代定义为“废弃料”的生命，都将在诗歌的抛光中显露出玉的质地。  
    

       在高旗的笔下，深圳既是地理坐标，更是精神原乡。当诗人“站成一棵秋枫”（《站成一棵秋枫》），与植物保持“一个街区的距离”时，他完成了对都市生活的超越性书写。这种书写不是逃逸，而是以诗歌为“灵魂的邮筒”（《灵魂的邮筒》），在物质与精神、异化与本真、流逝与永恒的张力中，建构起属于移民一代的精神返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