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华人消亡史

       面对疫情，俄国政府第一时间积极应对，在边境铁路沿线设立检查点，入境中国人需在检验所留验至少五日方可入境，如有私自躲避检验者，允许守军开枪击毙。

       除了边境防控，居住在俄国境内的华侨也被当局百般刁难，其税费以防疫为名大幅度提高，华侨还被禁止从事众多行业，往往收入来源断绝。同时，俄国政府也开始大规模拘捕、遣送中国人回国。

       被驱逐出境的中国人数量庞大，仅瑷珲一地就有两三万人，黑河府则报告被逐华人日以千计。这些边境地区本不发达，加上疫情时期各地道路断绝，一时之间突增数万灾民，扶老携幼，啼饥号寒。

       这场因疫情而起的排华浪潮，最终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急需补充劳动力而告一段落。等到俄国爆发革命退出战争之后，新生的各派政权将重新启动排华事业，并进行到底。

       华人的到来

       1860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正式承认了割让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

       根据条约，当地居民可以留在本地继续居住，并保留大清国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万多名天朝子民，便被动地成为了第一批大规模的俄国华侨移民。

       《北京条约》之后，清政府意识到，由于长期禁止汉民进入龙兴之地，人口稀少的满洲极难抵抗俄罗斯的入侵。清廷因此着手开放禁令，允许汉民进入东三省，以充实边境。

       大量来自河北和山东的农民涌入东三省，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继续北上，进入俄罗斯寻求生计。

       恰逢此时俄罗斯的远东开发需要大量劳动力，虽然沙皇政府推出了优厚的政策条件，试图吸引俄国人民移民远东，然而西伯利亚毕竟是苦寒之地，政府的东进号召在欧洲地区应者寥寥。

       吃苦耐劳的中国劳工，便成为了俄罗斯政府远东大开发的最佳选择。俄方当局允许外国移民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定居，并给予优待。

       华人大量涌入俄罗斯，据估计，1885年俄罗斯远东地区有华侨3至4万人，约占当时远东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至19世纪末，远东华侨在5至7万之间，加上每年往返的季节性农民工，大体在10万人左右。

       他们虽然生活艰苦，但可以获得远高于国内的工资，积攒下的财富带回国内，足以实现一个中国普通农民家庭想象中的幸福生活。

       不幸的是，随着世纪之交大清国对外关系的剧变，旅俄华侨也在1900年遭到了第一波飞来横祸。

       1899年开始，义和拳运动在清政府的默许和鼓励下残杀外国侨民和中国教民，拆毁铁路，围攻教堂。1900年6月，大清下诏宣告，对西方各国及日本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这一系列事件，让当时西方世界对大清的恶感高涨到了顶点，境内华侨众多的俄国不久便带头动手，向华侨群体施暴。

       大清下诏宣战一个月后，俄军对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侨民发动报复打击，七千多无辜华侨葬身俄境。

       据当时任职于瑷珲副都统衙门的杨继功记述：遥望彼岸，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

       十年后鼠疫疫情中的排华浪潮，则比庚子俄难更加绵延持久。

       1911年2月初，俄国驻华公使告知清政府，称因防疫需要，拟将滨海省无业华民遣送回中国，且要由中方出钱承担一切费用。

       具体实施中，海参崴、庙街等地被抓捕驱逐的大批华人，远不止是所谓的无正业，无身票，及匪类不安分者。俄国军警往往突然包围市场，将华人小贩、挑夫、佣役一概抓捕，他们即使有「身票」也会被抢走不予承认，乃至遭当场撕碎。

       当时海参崴的日本侨民，甚至记述过俄国军警将华人五六人之辫联结之，驱使步行并任意殴打的场面。

       持续性的排华政策一直持续到1915年，战争中的俄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开放华工入境。与此同时，大量华工远赴欧洲支援前线作战，其中也有一部分人进入俄罗斯境内。

       旅俄华工迎来了又一个春天，至1917年人数已经高达 40 万。

       然而，随着沙皇倒台、革命和内战接连爆发，旅俄华工的新生活也将很快画上句号。

       红白军队的镰刀

       1910年代后期，俄罗斯各地陷入混战，远东地区也经历了苏维埃红军和白军的反复争夺，重镇海参崴几度易手。

       远东地区先后出现多个政权，其中一度影响最大的，是前任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领导下的全俄政府。

       为了应付内战的庞大开支，高尔察克政府大幅提高各项赋税，而且大规模滥发货币，仅1919年就发行了150亿卢布，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大洪水面前，中国侨民开始逃离，但却必须做好破财免灾的准备，因为俄方当局禁止外国侨民携带500卢布以上现金出境，一旦查获立刻没收。

       1919年1月，哥萨克首领谢米诺夫一次扣押华商70多人，抢劫现金665万卢布，后经北洋政府交涉，人员最终得以释放，但现金却拒绝退还。

       同年7月，谢米诺夫又在大乌里站再创记录，抢劫华商现金 1000万卢布以上。

       不过，白卫军治下的俄国华侨虽然形势危急，但还不必完全绝望。

       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当时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派出了1600人的远征军，参与干涉苏俄内战，虽然没有多少战斗，但在保护各地华侨、护卫武装撤侨等方面颇有表现。

       不幸的是，旅俄华侨很快又将迎来内战另一方的铁拳，而且这一次祖国军队也爱莫能助。

       随着高尔察克败亡、包括中国在内的协约国陆续撤军，远东地区迎来苏维埃政权，当地的华商群体作为资本家+境外势力的双重反革命，立刻就遭到了其情不自禁的重点打击。

       此前在远东地区，以山西晋商为代表的华商群体曾经一度繁盛，至20世纪初几乎垄断了从海兰泡到海参崴一线的零售业市场。

       截止1910年，整个远东已经有789家中国商号，一些地方还成立了华商会，负责调解纠纷、成员互助、维护治安等工作。

       新政权到来之后，先以种种手段打击华商会的权限，之后直接查封取缔。1922年，阿穆尔省华侨总会被警方查封，会长谢明山等会员被捕入狱；1926年，旅俄华侨总会会长金石声也被当局设计杀害。

       华商会覆灭之后，苏联政府对华商财产的国有化进程大大加快，大商人家业直接没收，小商贩则课以重税，税额高达1907年前的上百倍。中俄合办事业的在俄资产，如华俄道胜银行在海参崴的码头地产货物等，也被一律充公。

       曾经兴旺发达、屡遭劫难而不倒的旅俄华商群体，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然，并非所有华人都是新政权的天然敌人。早在红白内战时期，就有相当一部分华工加入了革命队伍，有统计认为参与红军作战的华工数量高达3-5万人。

       然而，内战结束后，普通华工的遭遇也并不比华商好到哪里去。

       下期继续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