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石：一家5口都成了右派
同遭厄运
同遭厄运那个星期天，在允许我离校返家后，我和Ｅ带着儿子先回到她的家中，我请岳母照顾一下Ｅ和儿子，自己急忙赶回东单去看已半个多月未见到的爸妈。
这段时间我从报上看见全国规模的“反击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进攻”的大量报导，确实心惊肉跳，我担心亲人们的命运。
特别是他们又向我和Ｅ追查所谓“家中开黑会”问题，每读到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右派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之类的指斥，就更担心我们那种具有自由、民主气氛的家庭聚会。从父亲开始到我们兄妹平时追求进步，关心政治，喜欢各舒已见纵论天下事的“”坏习惯“”将带给我们可怕后果！
更何况我十分了解父亲，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所受的西方民民主义教育与对我们子女自小给予的民主思想的薰陶，还有解放前夕我带回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再加上我们全家所崇尚的士大夫对国家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历史感、责任感，使得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单位决不会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政治生活中的阴暗东西去装聋作哑，更不会俯首贴耳。
但这些在当时是太不合潮流了，太危险了！我在回家路上，想到这些就不寒而栗！
果然，一进家门就感到冷冷清清，兄嫂弟妹都没回来，妈妈急着问我情况如何，为什么那么久不回来？我只好说我们学校集中搞运动，都不许回家。
妈擦着眼泪告诉我： “你二哥、二嫂都挨整了，你爸他们农业部也给爸爸贴了大字报，老三，这怎么得了呀！”
“好多人都被贴了大字报，那只是一种公开提意见方式，平时难得听到下面的批评，来一点民主是好事嘛！”爸在旁说。
“爸那儿，您放心！爸是党外民主人士，又是邓小平同志吸收参加政府工作和调来中央的，我担任农业部油料处处长，很有成绩，去年在部里评上先进工作者，国庆节还上了天安门观礼，可见领导上在政治上对爸是充分肯定的，您完全不用担心！”
我竭力安慰妈，也是在安慰我自己。
我对爸妈说我去买点菜回来，便独自上了城墙。我心里难过极了，我为二哥、二嫂也被打成右派而非常痛苦、思绪万千！
我的二哥是一个正义感非常强，事业心也非常强的优秀工程技术人员，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我想起1948年党组织将我从华北解放区调回四川从事敌后武装斗争准备迎接解放，由于党的重庆市委遭到破坏，回川后，我失去组织联系，是他冒着危险留我在他当助教的四川大学，并将我介绍给中共川大地下党的。他那时虽同情党的政治主张，但不赞成党的阶级斗争路线。
他那时和父亲一起变卖了祖父留下的田产，成立了一个“世民服务社”（“为世界人民服务合作社”）在成都郊区乡下建立“合作小水轮机站”用来发电碾米，实验他们的乡村建设路线，希望以科技扶贫来减小农村贫富悬殊，来缓解阶级矛盾、来解决中国革命根本问题。
后来父亲和他都接受了我的“批评”，停止了“世民社”的“第三条路线活动”，转而坚决支持共产党！
他们不仅把两个机动水碾子都交给我们地下党做了交通站，他们自己也参加了党的地下斗争。
父亲在解放前夕根据党的指示在他当厂长的长寿秦安纱厂组织了武装护厂队防止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破坏工厂，而二哥则尽自己力量支持我的活动。
其中最重要的是出面请他的同班同学王家佑，一位国军军长的公子送10块钢洋给我购置一台高效收音机的零件，又请他的同窗好友苏德坚替我设计装配，我正是用了那台收音机来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创办了川西地下党的机关报《火炬报》。
他们在解放前夕的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能积极拥护党的斗争，现在革命胜利了，他们倒会反起党来，这可能么？
还有我的二嫂，一个温柔、善良、聪明、勤奋的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北京医学院研究生，她去反党干什么？这些都是为什么，为什么啊！？
我在那段城墙墙头上坐了好久好久，直到夕阳完全消失了它那曾经耀眼的光芒！
我还很不放心曾跟我一起签名向中央军委写申诉信的、和我一起被俘归来的马兴旺营长、姜瑞溥小兄弟。我得去看看他们。
马营长转业到北京石油化工研究设计院做后勤工作，姜瑞溥当了一年工人后于去年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
我在第二天分别去见他们时，都先去看看院里墙上贴的许多大字报，结果都痛心地发现了点名批判他们的大字报。
“啊！上帝，我们已经一起被俘受苦，现在又一起当了 ‘老右’，真是命中注定的难兄难弟！”。
然而使我内心更加痛苦的是：老马与小姜跟我一样在集中营都是风云人物，是敌人眼中最顽固的共党分子、左倾分子，怎么现在都成了共产党眼中最顽固的反党分子，右倾分子！？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真正的政治标准么？我们自己究竟算是左还是右，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谁来判定？
特别是当我在那些批判老马的大字报中发现确实有一项可怕的罪名：“组织叛徒反党集团，阴谋向党中央为他们的叛国行为翻案！”
我真后悔不该建议联名给中央军委写信，不仅解决不了原来的委屈，反而增加了新的冤情！
过了不久，又传来我的在炮兵学校任教的大哥被内定为右派分子，送往兴凯湖劳动的消息。
那时我又后悔不该在1947年请他从四川到北京来、通过清华大学地下党将他送往晋察冀解放区去参加解放军，他曾经是国民党远征军的炮兵士官，后来为反对打内战而开小差回家，一直要找共产党！我帮他找到共产党，现在却成了反党分子！
1958年夏天，我的父亲在农业部被打成“极右分子兼历史反革命”逮捕入狱，母亲作为“反革命家属”被赶出农业部宿舍，迁往西便门城墙根下面临时建成的专为反革命家属集中居住、类似拘留营的简易平房里。
曾几何时，我们十分为之自豪的“革命之家”，转眼间变成了可耻的“右派之家”，而且四分五裂，天各一方！
父亲被捕前是国家十一级干部，我们兄妹本是“高干子弟”，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子女”！
在劫难逃
1957年下半年，我们北京九中的九个“右派分子”暂时在学校菜地劳动，等待处理。
我虽还教初三一个班的化学课，但工作轻松多了，工资也未动。学校菜地活也不多，除了学生有时围着看热闹，自觉成了动物园的猴子，有些蹩扭外，感到当右派似乎也没什么可怕！
因为已揪出的右派人数未达到10%的比例，到寒假期间再“补课”，再抓了两个达到11人。
1958年4月30日学校召开大会，宣布对我们11个右派的判决处理：一个极右分子开除公职押往劳改农场强制劳动。两名二类右派保留公职，取消工资，每月发放18元生活费，送往农村监督劳动，其余八名右派为第三至六类，分别降级降薪，亦送往农村监督劳动。
我的处理结论是：恶毒攻击党，有反党思想纲领，并参加叛徒翻案反党活动，接受批判态度较好，作为二类右派处理。
会上同时宣布那位被订为一类极右分子的老教师立即由公安人员押送劳改农场，其余10名右派立即收拾行李到西黄村去，与本区其它学校的右派分子一起集中编队，接受监督劳动！
开完大会回到宿舍，我完全傻了。我把自己扔在床上，脑子开始翻江倒海： “这下彻底完旦了！我干吗要活着回国来？我干吗还要结婚生孩子？现在我拿什么去养活儿子？把担子全都压在Ｅ那纤瘦的肩上？……”
“Ｅ啦？Ｅ上哪儿啦？”我一下惊坐起来！
我看表，是该给儿子进食了，她是去托儿站了，我又无力地倒在床上。
“这究竟是怎么搞的？我把自己的生死荣辱都交给了党，现在反而成了反党分子！我得找个地方讲理去啊！给毛主席写信？向邓小平申诉？向刘仁同志上书？到区委去喊冤？再找一次老校长，他是了解我的啊！”
“不行，搞不好又说我要翻案，态度恶劣，罪加一等，成为极右！那可就更完了！”
“怎么办？我怎么苦都行，Ｅ和儿子怎么办？……”
“干脆带她俩去东北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吃野菜、野果吧！白毛女一个弱女子都没饿死，不信我们就活不下来！”
“可现在哪儿都有派出所，哪儿都要查户口，深山老林也有伐木队、护林队、勘探队……万一被发现了就成了畏罪潜逃犯了！”我看见桌上小镜框里那张我和妻儿的合影像片，像片上Ｅ和儿子都在笑着看我，我的泪水一下就涌了出来。
“Ｅ！结婚刚一年多，就真得让你跟我吃糠咽菜了！儿子， 你还不到一岁就得为我吃苦了！”
我捧着相片深深地埋下头去……门被推开了，Ｅ手里提着饭盒回来了！她看我一眼，放好饭盒就去拿了毛巾递给我，又将我手中的相片框子拿下来放回原处，双手扶着我的肩冷静地说：“什么都别去想了！我们先吃饭，吃完饭，你休息一下，我给你收拾行李！”听那口气好像我不过是出趟远门！
“脱胎换骨”
1958年4月30日下午，我们一行10人到达西黄村生产大队。那里已先有10几个从其它中小学来的同类。晚上开了有生产队书记、队长出席的会。宣布我们这个右派小队正式成立，行政上归生产队领导，政治上归区委派来的指导员领导。指导员提出：
（１）要服从生产队的统一管理，遵守队里的一切规定，服从队里指挥。
（２）努力劳动，从劳动中改造自己，脱胎换骨，成为新人。
（３）继续批判自己的反党思想，加强互相监督，每周要开一次检讨会，每月写一次思想总结汇报。发现别人有反动言行及时检举。
（４）在劳动和思想改造中表现好的可以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
（５）如表现不好，抗拒改造则罪加一等，送去劳改。
（６）正常情况下每月可以回家一次，若表现不好则留队反省，不许回家！
我们集体住在村边一座已废弃的旧庙子里，无心去扫除那年久沉积的尘垢，队里给了一点麦秸铺在已坍塌的神像下，打好地铺，就开始了“新生活”！
我幸好有当兵集体生活的训练，特别是战俘集中营恶劣环境的磨练，晚上尽管屋里哀声叹气，咬牙放屁，惊梦呼叫，鼾声起伏，我仍然能逐渐入睡，特别是在极其疲劳的沉重劳动之后！
痛苦的是有时半夜从梦中醒来，一时不知身在何处，一摸旁边没有了娇妻爱子，才想起自己已经沦落泥潭，不禁潜然泪下！
那时白天希望下雨，可以干点室内的轻活恢复一下疲劳，夜里害怕下雨，怕那种“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凄凉袭来，怕出现那“驿外断桥边，寂莫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的难耐心境！
好在，这种“落难公子”的孤芳自怜情绪很快就被现实生活要操心的种种问题所排挤，家庭一下少了52块钱收入就是最大问题。
这又得“感谢”那两年分文皆无的集中营生活磨练！我很容易地把牙膏、香烟、肉食这些奢侈品省掉而代之以盐粉、烟叶和素食，特别是一想到儿子那嗷嗽待哺的小样儿，就是餐餐吃窝头咸菜也心甘啊！
比起“生活关”，对于我这个文弱书生更难迈过的是“劳动关”。
我下去劳动的第一天就在“沙子坑”里干活，分给我的是抬石头，将分筛出来不能参入混凝土的大块石头成筐地抬往远处坡上倒掉，那个与澡盆相当的大筐，每筐石头得超过200斤，用碗口粗的大木杠做抬杠，我只抬了半天，尽管身子弯成虾米状，两手支着抬杠，肩还是肿起老高。
头天我咬牙挺过去了！第二天，上班开始一碰那已红肿充血的肩头，就痛得龇牙裂嘴，只得完全用双手使劲撑着抬杠磕磕绊绊地往前走，结果一次绊倒，杠子一下压在肩上，那种钻心的痛使我浑身都颤抖起来，但压了之后反倒麻木起来，我干脆继续用肩抬，三天后疼痛减轻了，一周后肩上起了茧子。
在艰难时刻我一是想别人干得了的我为什么不能干？二是想：为了Ｅ，为了儿子，为了早日搞帽子回到她们身边，我必须豁出去！
沙子坑的超重体力活虽没有给我“脱胎”却有了“换骨”的作用！到了麦收时，我已敢扛200斤重的麦袋了！
在农业劳动中我更怕的是“技术活”，首先是蹲在谷子地里耕地、间苗、除草，大家排成一排往前推，我尽最大努力，连女社员也赶不上，又怕不小心除了苗留了草，检查出来，说我存心破坏，更加手忙脚乱，有时觉得腰快折了，也不敢站起来歇一下。往前看别人已走了好远，而那地边尽头还遥不可及，那时多么希望干脆倒下去再也不爬起来，那润湿温厚的泥土原本就是人类脱离苦难的最好归宿啊！……
那次麦收，第一天我因不会磨镰刀，麦子割得又慢，留得茬还高，受了严历批评，说我“松、尖、坏”！
我又委屈又恨 自己不争气，那晚上请教了一位善心的老农才知道镰刀要放平磨，不能性急，不能翘起刀刃磨。
我花了半天时间将刀磨得锋利，第二天果然割得快多了，正要庆幸今天不会挨批了，刀刃顺麦杆滑下来切入了左手食指根上，骨头都现出来了，血流如注。撕了衣服包扎好，结果，因为耽误了活还是受了批评！
我才知道那“夺麦大战”果然是还要流血的“战场”，只是我的血完全白流了，心想早知如此，这血还不如流在朝鲜战场上流在集中营的斗争中！
然而我必须特别小心的还是政治上不能再出漏子。那位情节不重，但态度恶劣因而和我一起被订为二类右派的年仅20岁的李老师，当地里点种了麦荐玉米需要用小石磙碾压一下之时，可能因队上的小毛驴另有它用，叫他去拉了一天石磙子。他回来笑着说：“我当了一天牲口！”
不知何人向指导员汇报了，硬说他抗拒改造，不久便被罪加一等送了劳改农场，他一去20多年，大半辈子就交代了！
麦收之后，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人民公社化开始了。吃大食堂，劳动组织军事化、大跃进，放高产卫星，真让我眼花缭乱。我们西黄村营在“打擂台”中立下了亩产20万斤小麦的“军令状”。我们的任务是先将那亩“试验田”深翻1.5米，我这样的高个子，跳下去都快看不见头。
等我们费了好大功夫将翻出的生土砂石再倒回去时，那块田竟比周围的地高出了0.5米，然后又命令我们早晚全部出动打狗，将周围村子里的狗基本都打完了，再将庙里的大铁锅架起来连夜熬狗肉汤，全部泼到试验田里，最后抬了一大麻包足有200斤重的麦种播在那块 田里。所有这一切我清楚地看到那是一种怎样违反科学的蛮干，可我连一个字也不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