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残雪与奈保尔
■ 林晓兰（广东）
当诺贝尔文学奖尘埃落定之后，我并没有像往年一样迫不及待地追读该奖得主的作品，而是选择了“陪跑”的残雪，即使在很多年前我便在那些对她褒贬不一的评论中闻其大名，但却不曾读过她的任何作品。但今年，我还是在“大多数”与“少数”中（残雪的作品在西方世界备受推崇的地位与她在国内的影响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选择了“少数”，买了她的《残雪作品精选》，来尝试走进她的文字世界，去感受她之所以被定义为“先锋派”“小众”等等说辞后面该是怎样的文学景象。
尽管，已做了读残雪的文字有“晦涩难懂”的心理准备，但在《残雪作品精选》的开篇那几个短篇小说里，那种近乎“意识流”的充满魔幻色彩的文字描写，却一下子还是让我找到了好多年前在阅读卡夫卡的《变形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甚至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村上春树曾坦言他喜欢卡夫卡的作品）时那种熟悉的感觉，所以说，即使她给了读者这样的阅读感觉也绝非‘巧合’（事实上，残雪也可以说是卡夫卡迷，她曾出版过一本专门研读卡夫卡作品的文学评论《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或许作者本人不见得会认为她的创作存在着模仿卡夫卡的痕迹，而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楚地风情，奠定了她作品中某些独特的巫幻色彩。但，承不承认这又何妨呢？就如，阅读李洱先生的《应物兄》一样，有人从中读到了《红楼梦》的风格，有人则读到了《围城》的影子（尽管作者也说他并没有刻意模仿这两位大家的写法），但事实也证明了所有这些来自读者的‘熟悉’的阅读感觉，其实并不影响该书独特的原创性。因而，在读残雪的小说时，我承认她的文字即使唤起了我在阅读以上提到的那些作品时的熟悉感受，但在无形中也突破了我以往的阅读经验，在她叙述的小说中，所有的环境、事物、人物包括碎片化的跳跃式的情节，都不是具体的、具象的，它们其实都是带着使命感地在字里行间被作者赋予某种意念、某种思考或者某种表达而摇曳多姿诡异无比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就如开篇《山上的小屋》中的“我”是如此处心积虑地想象着山上有一座小屋，并千方百计地想要去看个究竟。但当“我”最后千辛万苦地抵达山顶时，却发现山顶并没有想象中的山葡萄和小屋，小说中还写到父亲总惦念梦中掉下井底的一把剪刀，在醒来之后，总梦想着要去打捞，明知这只是一个梦境，因而父亲并没有真的打捞起井底的剪刀，但这却成为父亲苦恼几十年的遗憾。但直到有一天，父亲终于决定去打捞了，却因吊桶的绳子又滑又重，在父亲一时手滑中，木桶散落于井中。父亲跑回家在镜子中，发现自己的左鬓全白了……诸如此类，在这些描写中，‘山顶的小屋’‘父亲苦恼为什么不去打捞井底的那把剪刀’，个人理解那其实又何尝不是象征着每个人生命中某些无法放下的追求或者执念，如此折磨着人的一生，直到最后有的仅留下“……我奔回屋里，朝镜子里一瞥，左边的鬓全白了。”的苍凉。而作者在小说中处理诸如此类的“苍凉”时，意识流的描写更是在字里行间如蛛网般把人缠绕得透不过气，一如文中人物那种卑微逼仄，甚至污恶的生活与生活环境，但“我在梦里暗暗下定决心，要把它打捞上来”的追求，却如微弱的亮光，使这样的生活有了死水微澜的涟漪，尽管稍纵即逝，但也证明了他们的生命包括人生也并非全部是死寂的绝望和黑暗。
诸如此类的描写手法，在残雪的每个小说中，都随处可见，因而，读到后来，当你越来越发现，残雪擅长用物象来隐喻某刻的心境或者某刻的思想表达时，你就不会再匪夷所思了：有些情节为什么要描写得这么肮脏这么阴暗这么令人作呕？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地对残雪笔下芸芸众生有了深刻的谅解和同情：残雪描写反映的就是这么一个底层群体，他们灰暗、颓丧甚至破败失败的人生，他们的人生底色当然只能是这样，以苦难反映苦难，如果让残雪为他们描上光鲜亮丽的色泽，反倒是格格不入了。所以，我同情残雪笔下的人物的同时，也谅解了残雪那令人作呕、诡异恐怖甚至窒息的叙述氛围。尽管，这是一次混乱艰难的阅读挑战，但毕竟体悟之后，也便觉得一切皆可理解接受了。
更何况，我们都知道，人其实是环境的产物，而每个人所带来的故事，不仅反映人性的一面，同时也是读者深究其故事发生的深层原因。而说到这一点，无独有偶，同样是描写生活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奈保尔的《米格尔街》一书中，其契诃夫式的幽默、讽刺与冷静的叙述风格，与残雪小说的表现手法的差异那可就不是一点点了，但通过生活在米格尔街上那些小人物身上所发生的故事来反映其背后的生活真相或者社会现实，在这一点上，他们却是殊途同归（或许这也是许多作家在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承担的一种使命吧）。比如在《谨慎》一文中，奈保尔描写的理发师博勒如何通过参加报纸上一种“失踪的球”的游戏，希望以此来改变命运，但最后还是因为“花了近三百元试图中失踪的球，但是连个安慰奖都没有。”而揍了编辑一顿被罚款二十五元，接着他继续为了改变现状而花了200元参加了《新闻报》上一项建房互助计划“只要存入两百元作为基金，一年后他们就可以不花一分钱得到一栋崭新的房子”，然而，最后却是“建房互助会的负责人失踪了，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两三千栋梦想中的住宅。”在无限沮丧中，博勒决定离开米格尔街去委内瑞拉，但最终，在委内瑞拉他依然无法摆脱殖民地原住民身份带来的困境——“委内瑞拉的警察不喜欢从特立尼达过去的人”“这个国家的人对可怜的博勒的确不怎么样，我不怪他离开。”……
所以，博勒又回来了。回来后，此时的“博勒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更疲倦更沮丧。”但他依然没有放弃为改变贫穷的现状而努力，在继续当理发师的同时坚持买彩票，在整整三年之后，他终于中了三百元的奖金，当别人告诉他这个消息时，此时已绝望了的博勒却以为人人都在骗他愚弄他，到最后：
“后来，他孤零零地在他的小屋里待着，很少出门来到街上，也不再和谁说话。每月唯一出来的那次，就是去领养老金。”
读到小说这最后一段，再反观全书中那17个大同小异的小故事（内容描写的都是生活在米格尔街上17个底层居民各自的生活故事），心酸之余，总有些恍然大悟，生活在米格尔街的人们谁不是在最开始都以最大的热情去相信生活，可当无数次被生活的真相无情地欺弄、被主流社会排斥之后 ，除了有的明知“生活如此绝望，却还是兴高采烈地活着”的一大部分人之外，还有这么一些“不再相信”的人如此“谨慎”地绝望地‘活着’，便成为一种无奈却又非如此不可的“自我保护”（或者说，是对生活彻底绝望而不再做任何努力抗争，等待着生命就这样在麻木不仁中走向衰老与消亡）了。而这最后一段文字的冷静，正是因为“冷”，从而也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博勒包括生活在米格尔街上的这些人物，他们其实也像博勒一样一次次想要改变贫穷现状而努力，甚至想逃离米格尔街贫困的生活环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却为何最后都一一失败？因而，在追究其深层原因之后，对殖民统治对原住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切的一切也就显得不言而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