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北大对我不公！我绝对配得上一级教授
文/辛德勇
北大对我不公
2004年秋，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至今已过去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来，我在北大历史系勤勤恳恳地工作，不管是教学，还是学术研究，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2022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五个单位进行文科一级教授评定试点，北京大学名列其中。学界一般认为，在学术阶衔上，这种文科一级教授，大致相当于理工科的院士。
在北大历史系初评时，我即落选。但当时我就感觉其间存在着不合理的非学术因素，因而当即向北大学校领导提出强烈抗议。
经过与当时学校分管领导以及校长郝平的沟通，郝平校长还特别指派当时的人事部负责人、今天北大主管人事的副校长到历史系调研相关情况。在这之后，郝平校长不止一次向我允诺，只要有机会，就一定第一时间把我补报上去；同时他还特别关照历史系党委书记，一定要关心和支持我的工作。因此，我耐心等待了两年。
2024年底，北大补报第二批文科一级教授。历史系通知我可以参与申请，我按照要求，递交了申请。
由于按照郝平前校长的允诺，我以为自己属于上次遗留问题，历史系党政领导自然会作为特殊情况做出安排。然而，事实上并没有。既没有作为上次遗留问题做任何特别处置，而且直到2025年9月18日以前，北大历史系没有给我任何通知，没有告知评审结果——事实上我再一次落选了。
2025年9月18日，北大人事部一位负责人员，在与我通话谈别的问题时，才漏嘴说出我没有通过这次一级教授补报的评审。稍后我询问北大历史系领导，北大历史系领导告诉我，校方并未通知历史系这次评审的结果，所以历史系也无法正式通知我。
2025年9月22日上午，我求见历史系党委书记、主任，还有学术委员会主任荣新江。9月28日上午，历史系党委书记和系主任接见了我，但学术委员会主任荣新江拒绝见面，并称没有这个义务。我向系党委书记和系主任对这一结果表示严重抗议，并表示评审工作存在很不正常的因素，我对这一结果绝不接受，请学校领导给予解释。
2025年9月28日下午，北京大学分管领导来历史系召见我，表示要听取我的意见，我再一次表示了严重不满和强烈抗议，请北大校方对这一评审的合理性予以说明。
此后又多次通过历史系党委书记，向学校转达了我的要求。时至今日，北大一直置之不理，没有任何说明和态度。
由于北大历史系领导表示，学校没有告知正式评审结果；学校人事部具体负责人也表示评审工作没有正式结束，所以我一直在等待。
在经历这么漫长的等待之后，由于北大领导仍然不能就此次评定的合理性向我作出说明，现在我就把自己的诉求公诸社会，藉此希望负责一级教授评定的国家主管部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能够了解相关情况。
我的学术成就
到2024年底补评文科一级教授的时候，除了多年来一直承担大量教学工作之外，已经正式出版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外文翻译各类学术书籍60部。这样的学术成就，在文史哲各个领域的文科教授中都是相当罕见的。
这些著述，不仅数量庞大，在质量方面也都颇具学术深度；同时还领域宽广，涉及诸多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支领域。
我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时“起家”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问题。在这一方面，我著述丰厚，著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旧史舆地文录》《旧史舆地文编》《简明黄河史》等，解决一系列重大历史地理问题。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方面，著有《制造汉武帝》。该书揭破了被北宋著名政治家司马光人为构建的一件史事，即汉武帝在其晚年，对治国理政的基本路线做了大幅度调整，可谓改弦更张。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者田余庆，误把这一虚假的史事当作真相，大书特书，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我通过复杂而又翔实的论证，指出了司马光人为构建史事的历史缘由，从而也就订正了田余庆的错误。这一著述，体现出高深的学术研究能力。
年号纪年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纪年制度，而且对东亚地区产生重要影响，而对年号的研究与中国古代政治史密切相关。拙作《建元与改元》，第一次清楚指出年号纪年制度产生的时间和具体缘由。汉宣帝改用“地节”年号，表面情况，就相当怪异，背后则隐藏着深刻而又复杂的历史背景，鄙人首次全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王莽新朝的年号，是他建立王家统治的重要标志，构成形式，颇为诡异，鄙人第一次揭示了这些诡异年号的正确形式和政治意味。这些都是东汉前期撰著《汉书》的班固弄不清楚并做出错误记载的重大历史问题，解析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合理分析大量汉莽时期的文物遗存，还要深入解读《汉书》等基本传世史料，难度极大。正因为如此，《建元与改元》充分体现了我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
在中国古代印刷史方面，拙作《中国印刷史研究》，全面清理关于雕版印刷术起源的种种错误说法，第一次清楚指出雕版印刷术产生的原因及创行年代，认为它的行用不得早于唐玄宗开元年间。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关于其产生的年代及其原因，中外学者，连篇累牍，论述众多，而直到本人研究之前，一直混沌未清，因而《中国印刷史研究》是鄙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项重大贡献。
在中国历史文献学方面，拙文《陈寿〈三国志〉本名〈国志〉说》，拙作《史记新本校勘》《正史版本谈》《通鉴版本谈》等，都是这一领域的力作。历史文献学包含目录学、版本学等文史研究基础知识，其多少深浅，是一个学者学术功底的重要体现，这些著述显示鄙人在这方面达到了一位高水平学者应有的程度，而且是国内外同行罕有的程度。
石刻和铜器铭文是历史文献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在这一方面，拙作《石室賸言》《金铭与石刻》和《发现燕然山铭》等，也都做出了同领域内第一流水平的贡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金石铭文造伪是伴随金石铭文的研究而日益普遍的，能否清楚辨明铭文的真伪，可以说是对学者学术功底深浅和学术水平高低的试金石。
近年出现的所谓唐《李训墓志》，是一件典型的赝品，但以研究隋唐史为人所知的北大历史系荣新江教授和日本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教授，却出面为收藏者站台，国家级文物书籍专业出版社文物出版社更为其出书，以假作真，骇人听闻。鄙人则在仅见书丹者题衔“日本国朝臣备书”七字的情况下，就明确断言该志必伪，这充分显示了鄙人研究金石铭文的水平和能力。
地理学史是科学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方面，拙文《说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第一次全方位地解析了《禹迹图》和《华夷图》这两幅石刻古地图的学术史价值，而我着力研究它则是因为这两幅石刻地图在世界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解析这一问题，需要具备多方面基础知识和广阔的学术视野。需要指出的是，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和中国著名学术大师王国维都曾在这一问题上犯下过严重的错误。
在天文学史方面，敝人通过《天文与历法》和《天历探原》等论著、特别是《天历探原》一书，结合大量考古资料、古代文物与传世基本文献，对上古天文学史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贡献，首次指明了以野猪象征上帝作为显著标志的华夏天文历法体系。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建。这一领域原有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是日本学者在战前撰著，鄙人这项研究全面颠覆了天文学史既有的研究，学术意义极为重大。
一个学者，不仅有学术职责，还有社会责任，优秀的历史学者更应当着力于此。
第一，拙作《天历探原》，不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贡献，还对中华文明渊源的研究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贡献。本人第一次明确指出，华夏先民基于天极崇拜的上帝信仰，不仅源远流长，至迟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而且这种信仰同希腊、罗马系统的太阳崇拜截然不同。另一方面，这样的信仰，从八千年前开始就已遍及华夏大地。从陕北的石峁，到浙江的良渚；从辽宁的牛河梁，到湖南的高庙，东南西北，不仅高度一致，而且还使用的共同的符号——野猪的脸面来表示这一信仰。因而这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多元一体最好的证明。因为这是一种深层的精神信仰，必然要有共同的地域起源和相互之间的传播与接受。所以，这一研究，是对华夏文明研究极为重大的贡献，一点儿也不逊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取得的成就。
第二，时刻关注并及时回应社会大众的历史知识需求，应该是每一位负责任的当代历史学者理应承担的职责。在这一方面，本人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海昏侯刘贺》《发现燕然山铭》和《生死秦始皇》等书，就是面对社会公衆的迫切需求而动笔撰著的。这些著述不仅在出版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在撰著过程中，也深入挖掘和认识了一系列重要的基本问题。譬如秦始皇重视儒术的问题，譬如“偶语诗书者弃市”的真相，譬如秦汉以前早期“小说”的真实状况等。把新颖、坚实的见解分享给广大社会公衆，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高水平的贡献。
总之，我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重大的，上面所说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代表性成就。综合以上所述，不管是从研究的深度来说，还是就研究的广度而言（所研究问题的时代，也从七八千年的远古时期一直持续到近代），同文史研究领域内任何一位学人相比，自信都不逊色，毫无疑义地处于领先地位，因而哪怕多少讲究一点点儿学术的公正，鄙人也毫无愧色地应当成为国家文科一级教授。
我对北大文科一级教授评定工作的质疑
今年九月下旬以来，在我与北京大学负责人事工作的领导有限的沟通过程中，校方负责人始终强调所有评定工作，都符合他制定的评定办法，一切合法合规，毫无瑕疵，意即我愿意接受也得接受，不愿意接受也必须接受——因为北京大学对一级教授的评定工作，完美无暇，无可指责。
然而事实未必如此。
在2022年评定时，我问当时的系主任，学术委员怎样评价我的学术成就？系主任表示，学术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的评审工作，具体怎样评定，不能告知我，需要保密。然而这是赤裸裸的谎言。
当年，我本人还是历史系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这次评定时出差在四川成都，但却在线参加了会议，因而听到了全部评审情况。当进行到评议阶段时，有人表示这种事儿没法评议，直接投票就是了。
于是，就在既没有要求申请人提供代表作，也没有对申请人学术成果做任何评议的情况下，这些研究不同学科的学术委员，就不知道依据什么，直接投票，投出了结果。当然，我这个从外单位调入北大、也不拜北大“原住民”码头的人，就直接落选了。
事后，在接受“学人Scholar”的采访时我谈到：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党政联系会议，虽然向历史系学术委员会推荐了我，但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包括很多学科的专家，术业有专攻，这是再浅显不过的常识。比如外国史的专家，比如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他们就占很大比例，这些人显然不大可能清楚了解我的学术造诣；即使剩下那一小部分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也没有一个人熟悉我所从事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古籍版本学研究、古代印刷史研究、古代地理学史研究、古代地图学史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古代天文学史研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评呢？根据什么投票呢？
北京大学这次的试点工作，没有审查、评判参评者的学术代表作。
学术代表作是体现一个学者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的主要形式，在没有具体代表作可以作为依据的情况下，我想不通北京大学的评委们能够依据什么做出评定。在我看来，无所依据地投票，是很荒唐的；也是荒诞得不能再荒诞了的奇妙做法。看看科学院的院士增补情况，就能够明白，代表作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环节。没有这个，就没法评定。
除了代表作，还需要同行专家的评审，我对“学人Scholar”还谈到：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同行”的评议，我看到的基本上是“外行”的评议。对于这么专门的学术评定来说，“外行”不只是种地的农民，不只是流水线的工人；也不只是行政管理的干部，不只是学校食堂里做饭的厨娘。不同行道的专家，同那些人没什么两样，也是地地道道的“外行”。这些“外行”的专家，在学术上没什么共同的，更成不了什么“学术共同体”。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此而已。
负责任的“同行”评议，像文科院士这么重要的评审，是需要写出评定意见的。我相信，不管是北京大学的学术委员会，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术委员会，都没有人能够针对我辛某人的学术成果写出我哪方面不符合文科一级教授、也就是所谓文科院士的评议书来的。谁要是不信我这种说法，就请您指出具体的人来。
这些意见，我都直接向当时的学校领导谈过，其中也包括负责这次补报工作的副校长，当时他是人事部部长。然而这次补报一级教授的评定工作，依然如故，甚至比上一次评定更爲草率：同样没有要求提交代表作，同样没有同行评议，甚至讳莫如深，根本不告知我已经落选的情况。
这种操作情况，致使我长期蒙在鼓里，一直以为在2024年底报上材料后，学校根本没有进行补评工作。直到今年9月18日由于学校人事部一位负责人员漏嘴说出，才获知相关情况——而且直到今天，历史系党政领导表示学校要求仍然不能告知我已落选的情况，天地之间，岂有此理！人世间欺人之甚，有过此者乎？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有国家人社部的保密规定么？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北大前后两次的一级教授评定工作，都是在给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做试点工作。
所谓试点，就是为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摸索经验，以便在全国普遍施行，而北大的工作，竟如此草率，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因为哪怕是任何一所大学最最普通的职称晋升评审，都是要提交代表作的，而稍微重要一点的评审，还需提供同行专家的评判意见。北京大学如此草率行事，能够给全国其他各单位提供什么样的参考？树立什么样的样板？是要为拉帮结伙、排斥异己打开方便之门么？难道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这样要求所有大学都依样画葫芦么？这能不令人震惊？
北京大学相关负责人一再向我强调，文科一级教授的评定工作完全依照他们制定的评定规则进行，没有任何违规之处。可是，如上所述，北大制定的评定规则真的合理么？按照这样的规则做试点工作，符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期望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要求北大所做的试点，不是评出学术成就最高、研究能力最强的学者么？我辛某人的成就和水平真的不符合国家的要求么？
不！我坚信自己符合国家要求的标准，不仅同北大文史哲学科任何一位学者相比都毫无逊色，而且同全国文史哲学科任何一位学者比也毫无愧色！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我要为此坚决抗争，坚决抗争到底！
在这里，我要大声疾呼，公开呼吁负责一级教授评定的国家主管部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国家党政纪检部门，关注北大的文科一级教授评定工作，关注任羽中的落马绝不会是偶然的事件；同时呼吁这些上级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主持公道，还我以公平，给接下来在全国普遍施行的文科一级教授评定工作树立良好的标准。（注：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文责自负，不代表本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