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势差是核心

       2020年起，我国通过“精准扶贫”消除绝对贫困后，重心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同时也更加强调扶贫模式的持续性，旨在实现“长效扶贫”。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乡村振兴战略包含五个层次：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这五个方面的振兴都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扶贫战略将彻底摒弃“输血”，深入推进“造血”。

       20世纪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个体层面的资源不断由农村单向流入城镇。城镇不断蓄能，乡村不断耗能，城乡发展势差越来越大。城镇聚集的势能转换为城镇经济循环的动能，而该循环圈逐渐剥离失去能量的农村，基础建设、教育投入、资本投入等几乎所有资源都倾向城镇经济循环圈。据统计，2003年至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始终在3.2以上，城乡发展势差显著。

       2013年底我国正式开启“精准扶贫”之路，通过政府主导和城镇企业精准定向帮扶，为农村经济循环注入了新动能。数据显示，2014年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92，十三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首次降至3以下；2013年至2019年，该比值一直稳步下降。“政府之手”主导的脱贫攻坚成效显著，为乡村积累势能奠定了基础，城乡发展势差被动缩小。

       然而，政府强干预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长久之计，农村要做到“政府放手”后仍能不返贫，就需要建立可持续的脱贫机制。乡村与城镇之间的资源需要双向流动，经由“市场之手”实现城镇与乡村经济的一体循环，为增加农村发展势能持续提供动力，主动缩小城乡发展势差，才能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首先，政府需要统筹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在精准扶贫阶段，政府引导城市定向对农村予以多方位扶持，众多城镇企业利用其资金、技术、平台等优势，坚持互惠互利原则，有针对性地与贫困地区农民实现对接，也为贫困地区搭建市场平台、营销渠道，将政企支持与市场化相结合，建立“产业带动型”扶贫模式，初步建立了农村新型产业。迈入乡村振兴阶段，政府在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布局总体规划上要以区域功能性为主导，引导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的双向流动，实现城乡之间由“帮扶关系” 转向“互惠互利关系”。更重要的是，在产业布局、要素配置、公共服务、教育资源分配、生态建设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一体化设计、创造好城乡经济一体循环的条件之后，建议弱化政府干预，交由“市场之手”，将城乡协调发展从被动模式转入主动模式。

       其次，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当前，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人才资金均在城市中循环增值，若不加以引导，农村只能越来越被“孤立”。政府可以引导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现代经济要素突破原有在城市内的循环圈，逐步与农村的经济循环相融合，将农村传统廉价的农产品实现产业化，一方面可以促进城市的现代物流、电商、文化包装、概念营销等新型方式方法在农村的推广；另一方面，可以将由此形成的供-产-销一体化布局纳入社会经济循环的现代化建设之中，实现城市与乡村联动，逐步缩小城乡在产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科研院所可以协助推广科学、高效的科技农业，在减少污染、保护生态的同时实现增产，为农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找到新的着力点。高等院校、大型医疗机构等事业单位可以开展一体化布局，规划开设职业技术培训试点，开展乡村定向专业培训，普及推广农业产业科技化、农产品多功能开发、农产品销售新型营销渠道等知识，助力农村人才培养，吸引外出务工的辍学青壮年回乡接受再教育，从而进一步助力乡村产业经济发展。文化科教单位可以积极推进文化产品下乡，寓教于乐，丰富乡村民众精神文化需求。还可以引导年轻优秀的党员深入乡村基层组织，提高乡村领导班子中党员比例，优化乡村基层组织人员的年龄结构与知识结构，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最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市场力量的主动加入。城乡协调发展需要市场力量的主动推进。企业可以在乡村建立产业园、企业集群，将资本与岗位带入乡村，同时配套新的基础设施，践行新的发展理念，最优配置乡村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要促进前沿农业科技、新型供应链体系与市场相结合，精确定位乡村在市场发展中的功能，合理规划布局，将资本、科技、人才、信息等要素融入乡村发展，利用市场力量激活要素、激活主体，促进企业与乡村互利共赢。政府主导逐渐弱化后，市场的角色最终要从“辅助位”转向“主攻位”，建立城乡之间要素双向流动、经济一体循环的动力模式，真正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