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单和他的华夏早报：如堂吉诃德般的新闻理想
文/华夏早报报史馆集体创作
对于中国的主流媒体界而言，江单和他的华夏早报或许是一个不入流的概念。但江单却乐此不疲，他如堂吉诃德般，几乎以一己之力在党管媒体的生态中开辟出一条不可思议的小径，直通他的新闻理想。
大学毕业前，江单对于自己的未来一片迷茫。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江单却阴差阳错地学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中医专业。
想到日后长年累月将与病人打交道，甚至一辈子呆在故乡的小诊所里，这无疑让他如关在动物园里的狮子般愤怒。
临近毕业，江单决定从事记者工作。在他看来，这个工作不仅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光环，还恰恰似乎能安放他那颗侠义的心。
不可否认，幼时的三侠五义等文艺作品让这个青年总有着一种行侠仗义的初心。这种初心，最后成为他坚持华夏早报的初始源泉。
江单希望做媒体的总编辑，他认为，只有总编辑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实现新闻理想。诚然，在中国的新闻体制下，江单此种想法何其幼稚，但对于24岁的那个青年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剂。
24岁的江单，经历了在都市数月无米下锅饥肠辘辘的生活后，开始向媒体应聘。
从小的文学功底，加上大学期间对于新闻的一知半解，却让江单成了某电视台的记者。虽然工资微薄，而且三月一发，但这个青年的内心深处，确是热火朝天的。
与此同时，江单建立的网络王国在工作之余开始发芽。这个后来改为华夏早报的媒体，在江单刚从事记者工作时，就如一个永动机，再也无法停止下来。
江单很喜欢谭嗣同，这个戊戌变法中用自己的鲜血试图唤醒民智的湖南汉子，已经成为江单的偶像。当时天真的江单希望，用他的华夏早报的报道实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成为为民众代言的平台。
为了生计，大学毕业之后的7年时间，江单辗转于各家报馆，大多时间写着他并不喜欢的新闻报道，而如此而为的目的，却莫过于仅仅为了谋生。
江单选择了一条巧妙的路径。彼时的中国媒体，新闻管制已是常态，一部分真正热爱新闻的记者时常有一些监督类报道被人为枪毙。
这些稿件，成为华夏早报最初的稿源。而这批后来被称为第一批调查记者的新闻从业者，也成为华夏早报的联合创始人。
起初，这是一个寒酸的团队，没有固定的办公场地，没有任何的报酬，甚至新闻调查的开支还得记者自掏腰包。
江单给团队画了一个饼，在华夏早报实现新闻理想，在华夏早报仗义执言。
其实，江单和他的联合创始人都是一帮中毒不浅的新闻从业者。当时南方报系的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固执地用他们优秀的监督报道给新闻人在洗脑，而江单他们，恰巧是那少部分愿意主动被洗脑的一批。
因此，江单的华夏早报，从创办之初，就定位准确，调查性报道总是该报的头条，这一定位，直到15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华夏早报最大的特色。
对于曾供职的媒体，江单心中其实有着一种隐隐的愧疚。虽然江单还是很优秀的完成了本职工作，但是他内心深处知道，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其实只有一个，即华夏早报。
因为经费紧张，江单开启了成为全能总编辑的征程。他自学网页制作、图片处理软件，慢慢地，久病成医的他很多时候已经不需要再求助专业人士。
应该是年少不知事，缺少媒体管理经验的华夏早报团队，在创办一年后就捅出了“篓子”。2005年，华夏早报举办了首届中国毙稿排行榜，将当年全国媒体记者被枪毙的舆论监督稿件集中评奖。
这个首届，也成为后无来者的最后一届。排行榜入选作品发布后，华夏早报社常务副社长陶沙手机响了，来电者竟然是中宣部的某个领导。
宣传部是中国新闻体制中的一个特殊存在，这个部门主管意识形态，能对媒体的报道与否形成指令性的命令。
创办才一年，经验几乎为零的华夏早报并不知道如何和宣传部门斡旋，于是，这个排行榜理所当然地无疾而终。
这个事情对江单和他的华夏早报团队并没太大的影响。也许，年轻人对权贵天然的质疑让当时的他们并没有太多畏惧感。
那个时代的华夏早报，虽然仅仅是一个新闻网站，却聚集了一批新闻理想主义者。这帮年轻人，有着一个看来很不切实际的梦想或者说幻想，他们希望将华夏早报带入真正的中国新闻史。
这个也许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成了华夏早报永远前行的内在核能。
随着一篇篇其他媒体不敢发表或不能发表的重磅调查报道的推出，华夏早报在中国的传媒江湖取得了一席之地。
他们报道，成为各大媒体转载的新闻源头。2008年之后，华夏早报的报道经常占据各大都市报的版面，也成为门户网站首页的常客。
影响益大，受到的关注和监管愈发严格。从2004年到2008年，江单仍然没领悟和监管部门沟通的秘诀，以至于一年时间被迫更换八次域名。而江单，从开始的觉得天塌下来了，慢慢变成习以为常。而门户网站，也已经习惯，他们认可的不再是某一个域名，而是华夏早报四字。
也正是在其后的2009年，成为华夏早报的巅峰之年。2009年，华夏早报社记者李根找到一篇其他媒体枪毙的稿件，四川一个女企业家抵制拆迁，竟然采取了自焚的极端方式。某中央媒体采访后稿件被毙，李根深入调查，在华夏早报发出了此事的第一篇报道。
报道一出，就如捅了马蜂窝，旋即成为全国热点。众多媒体前往新闻现场，将事件推向高潮。
对于江单而言，这是其乐见的。华夏早报一直致力做全国独家新闻，四川的事件又一次印证了这个报社定位精准。
北京大学五名法学专家也联名上书，最终，通过媒体、学者的合力，国务院2011年废止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江单和华夏早报是何其幸运。在此前的2004年，报人程益中和他带领的南方都市报，因为收容者的报道终止了城市收容条例，而程益中和他的得力干将喻华峰因此被秋后算账，喻华峰锒铛入狱。
也许得益于当时互联网的愈加开放，才让江单等人躲过一劫。
江单这个工作，在常人看来，无疑是风险性非常大的。而江单和他的团队却很享受这种感觉，为民代言的职业精神和荣誉感让他们心潮澎湃。
南方周末曾形容中国的新闻如同带着镣铐跳舞，对于江单而言，如果调查性报道没有一点风险，反倒失去了其本来意义。带着镣铐还能跳好舞，不是一种自虐倾向和鸵鸟主义，而是一种乐观向上的期许。
曾有媒体朋友笑问江单，做了这么多年的监督报道，欠下了几条人命。对于这个从来没人问过的冷门问题，江单略家思考后回答，两条。广西桂林龙胜县委书记，因华夏早报报道后遭免职，两年之后，这个县委书记在市食药监局局长任上跳楼自杀，而江西南昌县纪委副书记，也是在华夏早报报道两年后跳楼身亡。
诚然，两名跳楼的新闻当事人自尽肯定有着其他不为人知的深层次的原因，但就此说和江单无关，恐怕不能尽言。
舆论监督就如一把双刃剑，不可能讨好所有的当事人。正如江单所言，所谓建设性的监督报道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舆论监督的特性，就如高手过招般，针针见血。
在这个过程中，江单和华夏早报的团队们，日趋成熟，如庖丁解牛般，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人的一生，极其短暂，缺少了理想，就如菜中缺了盐般，少了滋味。而有了理想，却总是在苦难中蹒跚而行。
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新闻环境日趋艰难。主管部门的控制，媒体形象的人为坍塌，网络时代的极大冲击，让中国国内的媒体近乎禁言。
这种态势，对于江单和华夏早报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意味着巨大的机会。
当国内媒体难言之时，从某种方面而言，反倒成了华夏早报独舞的舞台。
对于中国的主流媒体界而言，江单和他的华夏早报或许是一个不入流的概念。但江单却乐此不疲，他如堂吉诃德般，几乎以一己之力在党管媒体的生态中开辟出一条不可思议的小径，直通他的新闻理想。
大学毕业前，江单对于自己的未来一片迷茫。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江单却阴差阳错地学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中医专业。
想到日后长年累月将与病人打交道，甚至一辈子呆在故乡的小诊所里，这无疑让他如关在动物园里的狮子般愤怒。
临近毕业，江单决定从事记者工作。在他看来，这个工作不仅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光环，还恰恰似乎能安放他那颗侠义的心。
不可否认，幼时的三侠五义等文艺作品让这个青年总有着一种行侠仗义的初心。这种初心，最后成为他坚持华夏早报的初始源泉。
江单希望做媒体的总编辑，他认为，只有总编辑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实现新闻理想。诚然，在中国的新闻体制下，江单此种想法何其幼稚，但对于24岁的那个青年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剂。
24岁的江单，经历了在都市数月无米下锅饥肠辘辘的生活后，开始向媒体应聘。
从小的文学功底，加上大学期间对于新闻的一知半解，却让江单成了某电视台的记者。虽然工资微薄，而且三月一发，但这个青年的内心深处，确是热火朝天的。
与此同时，江单建立的网络王国在工作之余开始发芽。这个后来改为华夏早报的媒体，在江单刚从事记者工作时，就如一个永动机，再也无法停止下来。
江单很喜欢谭嗣同，这个戊戌变法中用自己的鲜血试图唤醒民智的湖南汉子，已经成为江单的偶像。当时天真的江单希望，用他的华夏早报的报道实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成为为民众代言的平台。
为了生计，大学毕业之后的7年时间，江单辗转于各家报馆，大多时间写着他并不喜欢的新闻报道，而如此而为的目的，却莫过于仅仅为了谋生。
江单选择了一条巧妙的路径。彼时的中国媒体，新闻管制已是常态，一部分真正热爱新闻的记者时常有一些监督类报道被人为枪毙。
这些稿件，成为华夏早报最初的稿源。而这批后来被称为第一批调查记者的新闻从业者，也成为华夏早报的联合创始人。
起初，这是一个寒酸的团队，没有固定的办公场地，没有任何的报酬，甚至新闻调查的开支还得记者自掏腰包。
江单给团队画了一个饼，在华夏早报实现新闻理想，在华夏早报仗义执言。
其实，江单和他的联合创始人都是一帮中毒不浅的新闻从业者。当时南方报系的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固执地用他们优秀的监督报道给新闻人在洗脑，而江单他们，恰巧是那少部分愿意主动被洗脑的一批。
因此，江单的华夏早报，从创办之初，就定位准确，调查性报道总是该报的头条，这一定位，直到15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华夏早报最大的特色。
对于曾供职的媒体，江单心中其实有着一种隐隐的愧疚。虽然江单还是很优秀的完成了本职工作，但是他内心深处知道，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其实只有一个，即华夏早报。
因为经费紧张，江单开启了成为全能总编辑的征程。他自学网页制作、图片处理软件，慢慢地，久病成医的他很多时候已经不需要再求助专业人士。
应该是年少不知事，缺少媒体管理经验的华夏早报团队，在创办一年后就捅出了“篓子”。2005年，华夏早报举办了首届中国毙稿排行榜，将当年全国媒体记者被枪毙的舆论监督稿件集中评奖。
这个首届，也成为后无来者的最后一届。排行榜入选作品发布后，华夏早报社常务副社长陶沙手机响了，来电者竟然是中宣部的某个领导。
宣传部是中国新闻体制中的一个特殊存在，这个部门主管意识形态，能对媒体的报道与否形成指令性的命令。
创办才一年，经验几乎为零的华夏早报并不知道如何和宣传部门斡旋，于是，这个排行榜理所当然地无疾而终。
这个事情对江单和他的华夏早报团队并没太大的影响。也许，年轻人对权贵天然的质疑让当时的他们并没有太多畏惧感。
那个时代的华夏早报，虽然仅仅是一个新闻网站，却聚集了一批新闻理想主义者。这帮年轻人，有着一个看来很不切实际的梦想或者说幻想，他们希望将华夏早报带入真正的中国新闻史。
这个也许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成了华夏早报永远前行的内在核能。
随着一篇篇其他媒体不敢发表或不能发表的重磅调查报道的推出，华夏早报在中国的传媒江湖取得了一席之地。
他们报道，成为各大媒体转载的新闻源头。2008年之后，华夏早报的报道经常占据各大都市报的版面，也成为门户网站首页的常客。
影响益大，受到的关注和监管愈发严格。从2004年到2008年，江单仍然没领悟和监管部门沟通的秘诀，以至于一年时间被迫更换八次域名。而江单，从开始的觉得天塌下来了，慢慢变成习以为常。而门户网站，也已经习惯，他们认可的不再是某一个域名，而是华夏早报四字。
也正是在其后的2009年，成为华夏早报的巅峰之年。2009年，华夏早报社记者李根找到一篇其他媒体枪毙的稿件，四川一个女企业家抵制拆迁，竟然采取了自焚的极端方式。某中央媒体采访后稿件被毙，李根深入调查，在华夏早报发出了此事的第一篇报道。
报道一出，就如捅了马蜂窝，旋即成为全国热点。众多媒体前往新闻现场，将事件推向高潮。
对于江单而言，这是其乐见的。华夏早报一直致力做全国独家新闻，四川的事件又一次印证了这个报社定位精准。
北京大学五名法学专家也联名上书，最终，通过媒体、学者的合力，国务院2011年废止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江单和华夏早报是何其幸运。在此前的2004年，报人程益中和他带领的南方都市报，因为收容者的报道终止了城市收容条例，而程益中和他的得力干将喻华峰因此被秋后算账，喻华峰锒铛入狱。
也许得益于当时互联网的愈加开放，才让江单等人躲过一劫。
江单这个工作，在常人看来，无疑是风险性非常大的。而江单和他的团队却很享受这种感觉，为民代言的职业精神和荣誉感让他们心潮澎湃。
南方周末曾形容中国的新闻如同带着镣铐跳舞，对于江单而言，如果调查性报道没有一点风险，反倒失去了其本来意义。带着镣铐还能跳好舞，不是一种自虐倾向和鸵鸟主义，而是一种乐观向上的期许。
曾有媒体朋友笑问江单，做了这么多年的监督报道，欠下了几条人命。对于这个从来没人问过的冷门问题，江单略家思考后回答，两条。广西桂林龙胜县委书记，因华夏早报报道后遭免职，两年之后，这个县委书记在市食药监局局长任上跳楼自杀，而江西南昌县纪委副书记，也是在华夏早报报道两年后跳楼身亡。
诚然，两名跳楼的新闻当事人自尽肯定有着其他不为人知的深层次的原因，但就此说和江单无关，恐怕不能尽言。
舆论监督就如一把双刃剑，不可能讨好所有的当事人。正如江单所言，所谓建设性的监督报道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舆论监督的特性，就如高手过招般，针针见血。
在这个过程中，江单和华夏早报的团队们，日趋成熟，如庖丁解牛般，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人的一生，极其短暂，缺少了理想，就如菜中缺了盐般，少了滋味。而有了理想，却总是在苦难中蹒跚而行。
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新闻环境日趋艰难。主管部门的控制，媒体形象的人为坍塌，网络时代的极大冲击，让中国国内的媒体近乎禁言。
这种态势，对于江单和华夏早报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意味着巨大的机会。
当国内媒体难言之时，从某种方面而言，反倒成了华夏早报独舞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