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个人有资格宣称，是他一手策动并酿造了五四运动
有趣的是，周策纵在密歇根大学最初报博士论文选题时，他的导师不太赞同这个选题，理由是“一个学生BAO动值得用一篇博士论文去写吗？”
正是为了解决导师这个质疑，周策纵提出了狭义与广义的五四运动的区分，后来也写进了本书的开篇部分。
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中国学生在北京抗议游行的事件；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在1917年—1921年间的复杂事件集合，它包括新文化运动、学生运动、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一系列事件由两个因素激发：一是“二十一条”和山东决议案所激起的爱国热情；一是知识分子提倡学习西方，希望依据科学和民主对中国传统重新估值，以建设一个新中国。
五四运动不是一次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由许多观念主导的复杂活动汇合而成，因此，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个人有资格宣称，是他一手策动并酿造了五四运动。
如今人们常说五四是爱国运动，此言不假，“爱国”的确是五四运动的基本动力，但“爱国”也是十九世纪下叶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共同情操，不是五四所独有的特色。而且，五四的爱国，固然有救亡图存的共同体精神，但其底色仍然是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与集体主义及专制主义的爱国迥异。
那么，五四独有的特色或者说精神是什么？在本书作者看来，五四的真精神不只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的信念。五四的宗旨不只是要推翻军阀统治，也不只限于外交问题，而是更广泛的社会和思想变革：摧毁旧有的社会、思想和政治的偶像，建立更平等、更自由、更具现代文明特征的社会。
就本质而言，五四运动实际上是新知识分子对统治势力的反叛。新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思想、制度和习惯，以及地主和官僚的利益举起了义旗。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市民、工人、商人和实业家们的支持。
在这种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民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所产生的思想改变是显著的。传统的伦理原则和教条被粉碎，偶像和权威在运动的冲击面前战战兢兢。尽管后来守旧派尽力维护，但旧传统的声誉已是江河日下，再也无法恢复。对新事物的热情取代了对旧事物的崇拜。新的标准开始形成，知识阶层乃至社会各阶层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有了扩大和改变。
中国的新闻舆论界在五四事件后也有了较大进步。五四以后的报刊杂志在技术和内容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其数量的迅速增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所拥有的读者大幅增加，政府和公众对之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视。
同时，普及教育得以扩大，其他教育改革也开始实行，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学术研究有了显著提高。由于五四运动，学校越来越多地讲授现代知识，工业方面的职业训练开始与民族工业建立起更密切的联系。学生和教员成立大量社团，社会和学术活动显著增加，科学的方法和态度被广泛引入和采用。
伴随思想学术变革的是社会改革。五四之后，传统的家庭制度开始衰落，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中国青年竭力维护他们的人格和在社会中的权利，努力冲破旧的家庭和氏族制度。妇女地位得到提高，开始从传统伦理、社会和政治枷锁中解放出来。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政治进程也产生影响，它为采用新的政治原则和建立新的政党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自此以后，政党和大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之间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在纲领和政策中也更多地强调社会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意识得到增强，而军阀主义、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成为广受攻击的目标，遭到公众唾弃。
五四的倾向深入影响了以后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五四以后，新知识分子继续要求现代科学与文化，要求一个有效政府以保证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的平等，要求个人解放，宣扬民主和独立思考。虽然后来遭到强调“个人服从组织”思潮的阻挡，但其产生的深远影响仍不容低估。五四在人们头脑中所种下的破除偶像的种子不是轻易可以除去的，民主在人们心目中赢得了崇高声誉，自此以后，甚至那些极力反对民主的人也只能采取迂回对抗的手法。
当然，五四运动也有其缺陷。改革者们在对中国旧传统进行批判时，很少有人对之作过公平的或怀有同情心的考察。这使得儒家学说和传统中的许多精华遭到忽视或避而不提。另一方面，新知识分子对于从外国输入的新思想又过于轻信，往往大谈空泛的“主义”而脱离实践。
今天，回顾广义的五四运动，大多数人会说，民主和科学是它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然而，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德、赛两先生虽久已入籍，却仍未在中国大地上普遍地安家立业。“科学”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科技”，是“艺”而非“道”，为真理而真理的科学精神尚未充分建立；民主的地位则是“尊”而不“亲”。因此，五四其实尚未完成。
在我看来，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现实遗产，是普通大众积极的政治参与，是对既有权威的反抗，对新事物的渴盼，对个人平等与自由的追求。这才是最值得珍视的五四精神，也是当下仍然亟需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