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专在校生的打工生涯
文 /司泽克
“被绑在这里了”
黄庆东偶尔在后厨工作没那么紧张的时候，也会被临时抽调到前厅帮忙打杂。他知道服务业里，顾客和服务员经常有莫名其妙的矛盾。
有一次，因为盘子放在桌子另一端不便取拿，他请求顾客帮忙递一下，却被粗鲁地拒绝，“我凭什么要给你端？”盘子油腻肮脏，顾客不愿沾染；黄庆东这样说服着自己。菜品售罄后，他也需要想方设法安抚顾客，协调换菜或退菜。但有些顾客固执己见，毫无耐心。而顾客有意见，挨主管和厨师长骂的就是基层员工。顾客就是上帝嘛，黄庆东又想起这句话，只不过他还想到了下一句——员工就是牛马。
当然，有人当“牛马”卖力气也不过是暂时的微服私访；和黄庆东一起在店里打工忙前忙后的还有老板的儿子。晚上生意兴隆时，老板、老板娘也都会来到店里。人潮涌动，顾客在店外排起长龙等待着用餐。老板就是来看自己一叠一叠的人民币的，黄庆东说。其他什么也不用多做，老板只是坐在门口的摇椅上看着，偶尔招呼服务员把顾客带上楼去；他的钱包就自己鼓起来了。
但老板的儿子倒是比其他普通员工们干活更卖力。黄庆东调侃，毕竟这将来也是他的产业，现在上心一些也是应该的。况且老板儿子都这么认真了，何尝对其他员工不是一种刺激呢？黄庆东默默地观察着这位年轻的“资本继承人”，看着他四处奔走，从端盘子到送菜上锅，哪里有需要便去哪里帮忙。他们两个的劳动有什么差别呢？黄庆东弄不是很明白。
偶尔，黄庆东也会关注“资本继承人”端锅时手腕上的Apple Watch，平日里用的新款iPhone，身上的穿搭，粗略计算着这一身行头价值多少万。他觉得很讽刺，因为自己干满六天的九百块工资，也许还不够人家买两块表带。临近离职最后一天时，黄庆东偶然瞥见老板的儿子在淘宝上浏览商品，那是一件价格四位数的秋季衬衫。黄庆东一点也不惊讶；他早已不羡慕这些不属于他的光鲜亮丽，他似乎像个老练的工人一样，在乎最多的不过是自己的三餐和香烟。
黄庆东没有和老板的儿子说过话，哪怕他们年龄相近。他喜欢和后厨的阿姨们在下午休息时听她们谈些家常琐事。她们夸黄庆东是个帅小伙，热心地想为他介绍女朋友。后厨最卫生的菜品就是现炸的炸物，因为如果不及时换掉锅里的油，炸久了各种小吃就会串味。这些阿姨们对他很照顾，总会在做这些小吃时额外给他多炸一份。黄庆东听着她们说自己的子女、说自己的老公和兄弟姐妹，他就感到那么亲近。他想再和她们多聊一些——不仅仅是家常人情。但每当他试图谈及工作以及和老板的相关话题时，阿姨们便劝他不要在上班的时候议论这些，然后开始埋头继续做手里的活。
晚上下班后，黄庆东给宿舍里一同工作的几位叔叔散着烟。早先快换班的时候，他们主动让黄庆东提前休息，说让自己来处理最后的活。但黄庆东最后还是和工友们一起干到下班，他清楚这么繁忙的生意，大家其实累得不堪重负了。
黄庆东开始主动与他们攀谈。他看着这些面孔，六天的高强度劳动对他来说咬咬牙也能忍受，他还有盼头可以离开这里，可是他们呢？他问道，“每天都这样干下去受得了吗？”工友们坦然表示没有什么不能承受的，一切都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们正式工也只拿着三、四千元的死工资，国庆节里也没有三倍工资。他们笑着说，有活干就不错了，还指望三倍工资？只有比平时多三倍的顾客。他们笑得仍然很真，把燃尽的烟灰都抖落到宿舍粗糙的水泥地上。
“那老板有没有给你们缴过五险一金？”工友回答，只缴纳了一种他们也不太了解的保险，但肯定比五险一金少。这样扣除保险后，每月到手的工资也就是三千到四千元。这个工作包吃住，没有太多额外的开销和担忧。“干一阵子就趁着休几天回家看看老婆孩子。像国庆节这几天干完了，就可以放五天假。”
平日里店里并不都像节假日这般忙碌，工友们说，但工资也没有变动。“忙点好，不然的话，拿工资还要看老板的脸色。”工友们反而是这样想的。“为什么？”黄庆东感到不能理解，他说：“不忙的时候又不是没有做事，不忙的时候拿工资凭什么还要看老板的脸色？问题明明是忙的时候没有涨工资啊。”工友说：“没忙的时候确实也在做事，但是老板没有赚到那么多钱，就要承受风险。”黄庆东无法认同工友的想法，他觉得工人们过于淳朴，对于现实的认识太过简单，可他也无法为他们做出更多的解释。同一种无力感使不同的两代人渐渐沉默了。
“那就一直干这个工作吗？打算什么时候走？”黄庆东问。
“入职的时候交了四百块钱的体检费，主管讲干满一年才能退，”’其中一个工友解释说，“最早都要等到明年的四月份了。”这四百块，就像冰冷无形的锁链，把一个工人囚在了这家店里。
“家里有儿有女，走了用什么养家糊口？被绑在这里了。而且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走了也很难找到好工作，年龄大就没人要了。只有餐厅或者超市，还有做清洁工要我。”
黄庆东那时一下子被击中了。他做了六、七个工作，却从来没有注意过年龄的问题。他的年轻和精力是劳动力市场上的硬通货，使他误以为自己和这些中年的面孔并不相同。这些工友做着包吃包住的工作，吃简单的工作餐，住集体宿舍。拿着微博的死工资，使生活像打满补丁的麻布，拮据而得过且过。他们没有什么多余的消费，年复一年地困在劳动生产里。而自己离这种处境有多远呢？黄庆东不敢去细算这个日子。
哄人的把戏
在顾客等候区，黄庆东经常看到有本该在街上巡逻的城管，坐在店门口顾客排队的椅子上玩手机。他们隔个几十分钟才出去象征性地驱赶一下小贩，然后又回来继续玩手机，几乎把这里当成了休息室。
黄庆东和其中一个看起来像队长的城管搭话。他们互相调侃工作。那个城管说，生意这么好，肯定把你们这些员工累死了；黄庆东则说那可比不得你们城管的工作这么轻松。他开玩笑询问，怎么才能做这个城管的岗位。“需要有人给你介绍，走关系。”那个人说。“那你给我帮忙介绍一下呗！”那个人却只是笑。“不要想咯，这个工作最多当个副业。我自己还开着一个租服装的店，当着小老板。平时闲不住才出来找了这个清闲的工作做。”这下则轮到黄庆东尴尬地笑了。“别只想着到处给人打工。年轻人就该趁着年轻，出去多搞些钱。”那个小老板语重心长地告诉黄庆东。
“多搞钱”，也是一句他们同龄人之间很流行的口号。两年前，才打过几次工并被现实的残酷威慑到了的黄庆东，也和大多数人一样，除了无奈的吐槽和认命而把工往死里打，剩下的也不过是做做“创业发财”、“有朝一日自己做老板”的翻身梦。大家以为自己命运的不幸，全部来自于“我没有当上老板”。
黄庆东并不大相信这种说法，他明白这不过是一种属于少数人的、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历史周期律，没有解决任何根本的社会问题。自从打工后，他的抖音里渐渐推荐的都是中介和打工人的视频了。他对现实理解更多了，自己也开始在知乎、B站上刷到关于毛主席谈阶级斗争的内容，主动去了解谁是工人阶级、谁是资产阶级，粗略明白了改革开放和市场化对劳动者和他自己意味着什么。
慢慢地，他不再自我贬低打工，所以他才在国庆节那样自然地出来做临时工养活自己。所以他才带着谨慎的目光看着老板和他的儿子；而却和工友们感到亲近，乐意同他们交流、共情，反思其中的剥削和压榨。黄庆东的确比身边的同学看到得更多，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先锋或者激进；相反，他有时候下工时多么义愤填膺，自己上工、做事、拿工资时就多么无可奈何。一个人很难直接做出反抗，黄庆东说。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还能怎么样呢？”但无疑的是，那些发财梦、时代的浮华、市民的狂欢，对他而言都是哄人的把戏罢了。“靠手吃饭。”黄庆东只相信这个，他就这样坚持自己作为劳动者的切身的立场。
“为人民服务”
国庆举国欢庆的盛宴，为这座城市、这个景区、这家店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黄庆东所在工作的景区国庆七天期间共接纳了近百万人次的游客。他们还接待过不少外国来的白人和黑人到店里消费。“有个俄罗斯的女生比我还高，普通话说得比我还标准。”黄庆东说。前厅里，还有不少网红和博主架着补光灯，选好机位，来店内探店、直播、打广告。
“什么狗屁‘二十多年的老店’、‘新鲜上等的食材’、‘味道正宗地道’，干了后厨就知道全都是假的”，黄庆东看了一眼那些直播间，他讽刺道：“唯一真的就是老板赚到的数不清的人民币。”
黄庆东亲眼看到的。晚上下班时他就溜到前台去问管账的女生今天的营业额。她轻描淡写地说道，“快十万咯”，并把总台电脑上营业额的数字指给黄庆东看。这时离店里打烊关门还有四个小时的营业时间；更不说老板在景区的另一边还开着另一家特产店呢。“印钞机多着呢，可不敢停！”，黄庆东说。
但黄庆东也知道这些利润没能全部稳稳当当地放进老板的腰包里。听工友讲，同景区里也有不少店开了很短的时间便做不下去，倒闭了。店家要和各种平台合作，花钱做广告营销、刷好评率不说，平台上的那些团购套餐还把价格压得很低。平台分走一块蛋糕，所以老板为了进一步压低成本，增大利润空间，选择大量使用预制菜，并暗地里纵容各种违规操作。平台当然没干人事，黄庆东干外卖时就认识到了。但对于他而言，老板还是大企业，究竟是谁在大快朵颐，都不会影响劳动者只能得到一些残渣碎屑的现状。
最后一天上班结束后，黄庆东脱下身上的围裙和员工制服，他看着穿了六天的围裙正面印着的标语，是毛体的“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他感到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和愤怒。这家店所主打的装修主题，正是以五十年代农业集体大寨为主的复古风：餐厅内的墙上到处粘贴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宣传海报、关于工农阶级的标语、还有毛主席的画像。橱柜里展出售卖的自家特产包装上，印着带红袖笼的革命小将形象。共和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就这样变成了商品包装的卖点，被公开出卖。
这样的场景就像后革命时代的一幅离谱至极的荒诞画：社会主义的海报下，是黄庆东拿着一天150块的工资，干着10小时的活；他觉得自己被嘲弄了。黄庆东知道曾经有一个工人当家做主的时代。“毛主席留下的东西被老板用来疯狂捞钱，”黄庆东说，“这是最大诋毁和侮辱。”
黄庆东走出店外，这是国庆节的最后一个夜晚；而即使是盛宴的尾声也依然热闹。短暂的狂欢和消费浪潮好似一剂肾上腺素注入共和国的心脏，稳然向好的光景仿佛又开始浮现了。黄庆东站在台阶上又点了一支烟；自己几天前食指上的刀口已经愈合了，仿佛从来没有受伤过。
他坐在回家的车上，一座座路灯上挂着赤色的五星红旗。他望着这片自己出生的土地，有些愣住了。多年以后，他现在已经成年了，成为了一位默默支撑起祖国繁荣的劳动者，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人之一——一位光荣的工人阶级了；至少他自个心里是这样看待的。但就是如此，就是这样的他，却似乎难以找到共和国的生日和自己间的联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