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姐姐书》的情感承载与艺术表达
■ 范恪劼（河南）
《与姐姐书》出自矢志以劳动安身、以写作立命的诗人马东旭之手。彼时他身处南疆托格拉艾日克这一精神圣地，怀着孤独之心，频频向远在精神家园“申家沟”的亲人倾诉。这部散文诗组章由十三章构成，行文一唱三叹，情感深沉蕴藉，诗意饱满，能穿透虚无、直抵人心。其中，“姐姐”作为诗章的核心意象，既是诗人虚构的情感倾诉对象，又是大于爱情、浓于亲情的情感关怀施与对象，更是诗人在“永恒醒着”的人间里甘苦与共的同命人。诗人借助“姐姐”这一艺术形象，在丰厚的情感承载中，实现了单一抒情主体难以达成的艺术表达。
在诗章中，“姐姐”这一艺术形象凝聚着漂泊异乡的诗人的无限情感。从情感脉络来看，“姐姐”形象有着三重情感承载：
一、抵抗孤独
“姐姐”是诗人远在异乡时故园之思的情感寄托。依据心理学观点，人的情感按价值目标指向不同，可分为对物、对人、对己及对特殊事物的情感等形态。人在孤独时，常以心灵穿越时空，在追溯过往、面对当下、对话灵魂中寻求安全感，对抗孤独，获取亲情感。在南疆深处的托格拉艾日克，马东旭虽有“三亩枣园是我尘世的生命”的耕耘劳作，但孤独却如影随形，成了他无可逃避的痛苦，“我是我体内的一根骆驼刺。贫穷是一根刺，多么可耻。漂泊在托格拉艾日克是另一根刺”“悲伤是体内的殿，孤独是另一个殿”（马东旭《托格拉艾日克》）。于是，身处“天之涯”的诗人，常常“遥想青岗寺的金顶”，思念“姐姐，在宁陵”。他没有选择用爱情告白或颂扬爱情的方式填补边疆时光的孤独，而是向有着胞亲身份的“姐姐”倾诉，完成情感的传达与释放。这或许与诗人独特的自我消解生活痛苦和心灵孤独的方式有关，也与“姐姐”这一形象所肩负的命运使命有关。
二、释放愧怍
“姐姐”也是诗人对无力改变亲人命运的愧怍积聚点。在诗章中，诗人将对亲人命运的悲悯、对自己报效无力的愧怍都倾诉给了“姐姐”。独在异乡，对亲人的思念愈发浓烈，更何况视申家沟为精神家园的诗人。“姐姐，我把申家沟的小径卷起来。攥在手心。把两岸的一草一木也卷起来，我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生命》）在天涯荒漠中生活的诗人，怎能放下故乡的亲人与草木。当他谛听南疆“一只蚂蚁搬动麦粒的声音”时，中原腹地里亲人们在生活中倔强又卑微的身影便浮现在眼前。然而，命运吝啬，现实残酷，诗人力量微薄，在生活面前，只能向“姐姐”倾诉，“姐姐，贫穷若草木之根。扎进了我们的脉管。”（《不可有悲伤》）诗人深知平原的风正侵蚀着“姐姐”，感应到“姐姐”“清泉一样的双目，有悲伤”，便不断劝慰“姐姐”“不可悲伤”，称赞“姐姐”的美好，“你是指甲花盛开，朴素而美丽。仿佛都是上帝的安排”。（《不可有悲伤》）诗人还痛苦地写下了“姐姐”攀越生死关口时自己的悲痛，“我知道你热爱自然和残破的世界，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系住你飞雪的灵魂。”甚至设想了失去“姐姐”后的寄托，“姐姐，若没有了姐姐，我就把天上的星辰认作姐姐，我让你的仁慈之光，落满申家沟。”命运的无力，悲剧的伤痛，让诗人的愧怍如万箭穿心，发出悲怆的呼告：“那一刻，你属于众神的女儿，母亲喊你，父亲喊你，老祖母在菩萨和金卷面前喊你，我握住你的手，线团掉落的声响也是惊心。我知道你热爱自然和残破的世界，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系住你飞雪的灵魂。”
三、超越痛殇
“姐姐”离去了。在申家沟，有多少像“姐姐”一样的同命人，交出了“微尘弱草的生命”。“我们伸出手掌，捂住内心的雪……但未必捂住内心的雪崩。”（《执着》）诗人的悲伤化作“没有边际的泪水”。“姐姐，我在实相中寻找虚无，在虚无中寻找存在的意义。夜风吹过东平原，和无欲的灵魂，我真的不知道内心有多少片雪花卷飞。”（《夜风吹过》）诗人在痛殇中沉思、彻悟、超越。在命运的真相前，他读懂了“姐姐”的另一种真容——“姐姐”素朴又圣洁，平凡又脱俗，虽生命短暂却精神永生：“经历过生与死的人，不忘初心、不惧未来，你原谅了冷嘲热讽，但敬畏神灵。姐姐，你把人间当作一根木头。没有意识。你把人间当作指甲花开，拥有神赐的静美。”（《敬畏》）只有战胜自己，才能找到立身之路；只有放下眼前，才能拥有辽阔未来。“我们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是我们最大的迷宫。”走出迷宫后，诗人明心见性、以德报怨，“原谅无法原谅的。包容可以包容的。”（《遇见》），“在寂寞中孤立，在真香中清明。”（《寂寞》），于是，一颗赤子之心的真香远扬：“姐姐，我们是申家沟的一根水草。我们是水草上永恒的灵魂。永恒醒着。永恒站在风里雨里。”（《水草》）
诗人选择“姐姐”作为情感倾诉对象，有着独特的艺术功效。相对于抒情主体，女性在命运的压迫下往往承受更多，而姐姐的血缘人伦地位，让诗人能更坦诚地倾诉。诗人对“姐姐”的这种身份定位，使自己从一开始就不是旁观者，而是情同手足的亲人。他对“姐姐”充满痛惜，“在故园，没有一束光洗沐你的伤口”；又有无力救助的无奈，“没有一驾马车，把我们带至远方。”当神也无能为力时，诗人道出命运的真相，“在时间的渡口，我们拽不住神的美丽的璎珞。你我皆是过客匆匆，人之初是个无，人之末亦是个无。”当诗人从痛殇中走出，以“敬畏”之心将“姐姐”与神明并列于心灵殿堂时，长幼之序也合乎伦理之义。
诗人采用书信体倾诉，更适合表达那些不能向父母倾诉，却能与同代的姐姐分享的苦难，“于此生活，我们活得如意，也活得不如意。我们微尘弱草的生命。”姐姐既是倾诉对象，也是诗人自我发掘的渠道。对姐姐的劝慰、安抚、关爱，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对话与纾解？虽然诗人比“姐姐”拥有更宽广的世界和自性的法喜，但他拒绝城市寄居、疏离体制内生存，执拗地选择以农民身份安身立命，无论身处申家沟还是托格拉艾日克，都能与“姐姐”有同种同命的思考与体认。因此，诗人在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对“姐姐”命运的感知以及自我人生价值的确立中，以独特的方式实现了精神操守和人格结构的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讲，“姐姐”可视为“我”的互文，抒情主体与对象之间存在着你我同构、主客共照的关系，在自我与姐姐、姐弟与生活之间，构成了一种在困境中不向命运低头、相互依存、倾听、照亮的生命陈述方式。
“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古罗马斯多亚学派哲学家塞内加的这句话是马东旭喜欢的，而《与姐姐书》中泪水中散发的生命真香，更让人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