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年代知识分子众生相
“三年暂时困难”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已是一个陌生的字眼了，而对于经历了那段日子的人们来说，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本文试图以南方的一所普通高校为个案，对这一特殊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日常生活作一点描述，借此希望我们每个人倍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投机倒把”的教授
三年的“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不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倒退。到196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人所共见的严重困难，广大人民感受最直接的，是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严重不足。
为此，国家一再压低粮食供应标准。1960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农村口粮标准必须降低，城市供应标准也必须相应降低，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其余全部的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两斤左右。
应该说，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给予了尽可能的照顾。1960年7月，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起草了一份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建议对高级知识分子一级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四斤，白糖两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两斤、白糖两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两斤。这分别是部级和厅局级干部享受的待遇。中共中央还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各地参照执行。今天看来，这样的照顾似乎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则几乎是倾其所能了。
然而，能享受这种待遇的，毕竟是知识分子中的少数人。
这里记录的南方一所普通高校的情况，从中可充分体会知识分子在这段特殊年月里的处境。这个学校的党委宣传部，编印了一份供校领导参考的《内部情况》。在1960年12月的一期《内部情况》上，有一份《中文系教师思想状况》，里面有这样的内容：
方某某（说）：一艰苦就留恋香港生活，胃病一来，就想快些回家，一上街见吃的东西就买，对市场供应有意见，国家抬高粮、饼物价，国家不对，心中不痛快。自己想，这种生活什么时候才结束！这样的日子短时间还可以，长期以来，实在受不了。
梁某某：怎么搞的，为什么市场供应越来越糟了呢？1958年以前多么好，那时工作、学习起来精力很充沛。现在工作提不起劲，主要是没有油水。像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是“一穷二白”，要恢复过来难啊！什么时候才能好转呢？前途渺茫。目前市场上啥也见不到，天气冷了，想给小孩买双棉鞋，找了几家铺子也没有买到，只得将自己的棉鞋前面放点棉花给他穿。把人民生活压得这样低，这样时局，几时才能好转啊！
周某某：我的肚子一饿就怀念过去的自由市场好，觉得今不如昔。我有病也不想去看，心想有病更好，可以少吃东西。每天上街东张西望，想找东西吃。羡慕别人有很多票，心想这种日子早日过去吧！希望一两年后有好转，但什么时候才能好转呢？前途渺茫。
胡某某：粮食定量太低了，肚子老是饿，所以我现在常在食堂买双份菜和米豆腐吃，吃完饭也不离开食堂，转来转去想找门路，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肚子饿就借别人的外汇证去买（东西）来煮。但这个门（路）也不行了。所以我现在对以后生活没有希望。就是有也渺茫得很。何年何月才好？
看到档案中记录的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知识分子们这时所思考的，不是如何搞好教学，也不是如何搞好科研，而是如何填饱肚子。当然，此时并不是只有知识分子填不饱肚子，可以说全国人民都是如此。
更使人感到悲戚的是，即使在这肚子空空如也的时节，有些人仍然没有放松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警惕。
过了两个月后，又一份反映中文系教师思想动态的材料摆到了党委领导的桌子上。材料中说，中文系的67个教师中，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类：
属于第一类的有16人，即对“三面红旗”表示拥护，明确认识当前的形势，政治立场坚定，能积极贯彻党的政策，这一类占教师人数的23.88％。
属于第二类的有37人，即对“三面红旗”及党的政策持怀疑态度，对当前形势认识模糊，立场动摇，干劲不足，缺乏艰苦奋斗精神，占教师人数的44.27％。
属于第三类的有15人，即对“三面红旗”、党的方针政策有抵触不满情绪，消极怠工，悲观失望，占教师人数的29.85％。
材料中还特地提到了一些第三类人的典型：
青年助教杨某，公开反对“三面红旗”，说：“‘三面红旗万岁’的口号喊不出口举不起手”，认为当前城乡萧条得很，漆黑一团，感到前途渺茫。自从自由市场开放以后，他几乎天天中午都到市场去，不惜高价买回各种鱼菜食品，吃后大发牢骚，说“一个月的工资买几斤鱼又完了”。
教授、系主任冯某，对市场物质供应不满，对食堂意见最大，动辄发火骂人。材料也承认，冯教授过去并不是这样的，以前待人态度很柔和，而现在却变了。至于变的原因，材料中没有说，但将冯列入对“三面红旗”有抵触的这类人中似乎已说明了问题。整理材料者不知想到没有，学校最知名的教授也吃不饱肚子，脾气能好吗？
据材料反映，这位冯教授，不但态度变了，而且不愿意参加政治学习，产生了强烈的退休思想。他家人还常到自由市场上去买东西，冯教授自己还卖过三只鸡。之所以卖鸡，据教授自己说是因为粮食少，卖了鸡换回粮食补充，但材料提供者断定，他是想高价卖鸡后买回兔子和鲜鱼，感到这样比较划算。
中文系教授在自由市场买卖东西的，何止冯教授一人。这份材料说：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自由市场最感兴趣，常常议论，高价出卖自己的东西，中文系的几个知名的副教授和讲师，均在自由市场上买过鸡和兔。
在各个党支部写给党委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教师中有拿自己的物品去自由市场换食品的，有在食堂买两三份菜的，还有冒领别人饭菜的，可谓各种情况都有。知识分子们早已放下了架子，不顾脸皮，扫去斯文，为的是如何使空空荡荡的腹中稍微多填充进一点食物。
笔者还抄录了一份该校化学系1961年元旦教工会餐的伙食安排：主食：干饭菜：（一）烧罐头（红烧牛肉等七种合成，每三人一罐）；（二）盐鱼（每人２两）；（三）芋头丸子（每人４两）（四）包菜；（五）萝卜（每人８两）；（六）兔肉；（七）杂锦香汤（鱿鱼、海参、黄花菜、紫菜合成）
这份菜谱，是化学系党支部向党委汇报的计划，显然是想显示本系的生活安排是不错的。至于这份菜谱到时是否能兑现，就很难说了。
代食品与浮肿病
在大饥荒的日子里，适逢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如同农村的人民公社社员吃喝在公共食堂一样，这所学校不但学生吃喝在食堂，连教师也在食堂吃饭了。随着粮食供应量的一再降低，尽管校党委提出“政治进食堂，书记进伙房”，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过，还真有“巧媳妇”降临了。何以为证？此时不是各种各样的“增饭法”被创造出来了么？
在该校的《内部情况》的“校外消息”栏中，就有一则来自清华大学的消息，文曰：
清华大学全党全校抓食堂工作。党委书记挂帅，成立食堂工作组，抽调大批干部深入食堂第一线，他们把抓好群众生活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他们抓食堂的关键，是试验碗饭、盒饭、双蒸饭、烂饭等方法，而以烂饭量多且香。烂饭的操作规程：一锅下米300斤，水要逐步加入。先干煮40分钟，然后第一次加水120斤。过15分钟，第二次加水200０斤。再过15分钟，第三次加水520斤。在米下锅以后，最后加水100斤，等10分钟，就可以开饭。饭重量虽不及双蒸法（按所谓双蒸法，就是饭蒸好后，再加水第二次蒸），但体积大。煮粥法：20斤米下锅，加水370斤，出粥320斤。先以大火烧开，等到米已经煮得像饭粒那样以后，再用小火慢慢煮，共要煮到两时半，粥多且又稠又香。
各种各样的“增饭法”，其实不过是多加水而已。按说，北京是首善之区，供应情况还是好的，但清华的师生还得为粮米不够而绞尽脑汁。如果不是供应不足，堂堂清华怎么会有如此“先进经验”呢？
史学家何兹全在他的自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河北南部某县一个生产队长，好像姓杜。他有一套吃饭省粮食的创造。他到北京来传经送宝。毛泽东主席还请他吃过饭。在北京他到处作报告，北师大好像也请过他，总之我听过他的报告。他的创造是：双蒸饭，小碗吃。双蒸饭，是蒸的饭再蒸一次，一点米就可以蒸出更多的饭（一蒸再蒸，水多了饭就多）。小碗吃，一碗、两碗啦，饱啦。说的人很有风趣，听的人也很兴奋。好办法！居然能动上听，受到毛主席的称赞，还请吃饭。毛主席请他吃一个苹果，他不肯吃，要带回去让全村全队的人分着吃。听的人热烈鼓掌。
后来好像听说，那是个骗子！
可是，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虽然封闭已久的自由市场已经开放，但市场上常常是空空如也，并无什么东西可买，而且，多少年来积攒下来的一点积蓄，也很快花光。为了生存，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加入到了寻找“代食品”的行列。
“代食品”对于没有经历过那场饥荒的人来说，自然有些弄不懂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食品。而经历了那艰难岁月的人们，一提起这个名词，就有点心有余悸。说白了，所谓代食品，就是除了食品之外，一切可以替代食品作为肚子填充物的东西。这里头，有植物叶子，有玉米、小麦的根须，还有其他可进肚的物品。
在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中，中科院的科学家们承担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研究课题，而到了1960年，这些科学家的研究课题则改为“粮食少了怎么办”，承担了研究“代食品”的任务。
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一份题为《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报告一开头就说：“根据中央支援农业的指示，为了有助于节约粮食，安排群众生活，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着重抓了粮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由于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在生物分类和生物化学等方面稍有基础，研究工作进展是比较快的。目前已有几种代用品试验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