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经商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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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我军经商之史，这是一段不忍回首的往事，军队的纯洁性、纪律性几乎在某一时期被毁于一旦，“政治建军”的钢纪也一度被丢到角落中……
1985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时任中央军委主席主张为改革开放节省军费开支，提出了“军队要忍耐”的重大决策。
因此，“军费紧张”逐渐成为当时中央政府和各级政法委面临的突出问题，只是在“军队要忍耐”的大棒下，问题很难得到实质性解决。
从1985年开始，财政只管拨六成军费，其余四成由军队自行筹集。
1985年，整个军队才获得56亿美元拨款，当时我军430万人，三餐饭都保证不了，试问如何研发、更新装备？
那一年台湾省军队的军费是98亿美元，日本自卫队的军费更是达到240亿美元。日本媒体公开放言：“半小时消灭中国海军！”
日本军阀半个世纪前用来侮辱蒋记国府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竟然在毛主席逝世后的80年代，重新投射到了中国人的耳朵里……
整个“科学的春天”十年里，没有制造过哪怕1艘核潜艇；从1980年到21世纪初，近20年时间里仅建造了112、113、165、166和167等数艘，新舰建造服役速度的缓慢，致使大量老旧型号舰艇不得不超期服役，舰艇状态普遍不佳且失修严重。
当时我军军费主要得用于军职人员基本生活费，但实际情况非常寒酸，甚至中级军队干部4年才能发一双制式皮鞋。
那一时期，10号工程总投资仅40亿，落没落实不说，这还非611所一个单位花，而是10个分系统、上百家研制单位共用，摊到611所所剩无几，还要用以对外合作(法国、以色列)，致歼10险些夭折。
著名的设计师宋文骢，一度在家门口卖面条维生，这让中国解放军简直在那时成了国际军界的笑话。
2004年，“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接受《现代舰船》采访时，曾愤述：“20多年过去，美国走了多少型号，冷战结束，战争的危险并没消失。美国包括日本的科研工作一点没放松，而我们的科研生产都断线了。
团队解散，很多人才都流失了。如果我们也像美日那样，技术抓的很紧，我们的技术水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超过美国，也至少不会和他差这么远。”
80年代真的是很“穷”吗？
我们先看看“崩溃的十年”都给80年代留下了怎样的基础和遗产：
1966-1976这十年，国家投资超500亿元，原油产量年均增速18.6%，汽车制造厂逾200家，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复线的八千多公里），铁路货运量十亿万吨，电子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0.3%。
能源产量年均增速9.2%（到2007年全国石油产量1.87亿吨，29年时间仅比1978年增长79%，远低于1949至1978年增幅的866.08%），既无内外债，又无通货膨胀，国库留下5000亿斤粮 、500多万吨棉花，外汇120多亿美元。
到了80年代，钱都用到哪了？我就拿进口小汽车来说。
整个80年代，我国共进口汽车97.9万辆（含全套散件，下同），约合150亿美元，尤其1984年以后，进口量大幅增加，仅1985年全年共进口小轿车35.4万辆（包含散件配件），花费50亿美元。
商品经济纸醉金迷，军工拨款遥遥无期。
1983年初，上海市计委和国防工办向国家计委作了最后报告，请求立即恢复完成第三架运十飞机的总装研制工作，并表示“上海愿意承担一半的经费（约1100多万元）”，但报告无任何回复。
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为什么那么屈辱？暂不剖析事件本身，就再说说80年代时，我军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面貌”：
①旅顺基地，陆上后勤供应的蔬菜，连根带泥，洗也不洗；
②上海基地，东海舰队想在崇明岛建点，结果因为经费拮据被否决；
③舟山基地，有洞库泥沙回淤严重，不去修整，直接报废；潜艇支队官兵饮水问题无法解决；军民杂居，生活纠纷不断；
④广州基地，刘华清到上川岛时，按惯列全体应列队欢迎司令员视察，结果非但没有，且是东一群、西一群、不立正、不敬礼，吊儿郎当如老乡看大戏。刘华清当时并没有发火，因为他知道这背后是干部风气问题，归根结底是大环境问题；
⑤下川岛，部队吃菜成了大问题，一艇一灶，每天早晨要乘船去岸上买食品。春节时全支队也吃不上鱼，肉也罕见。刘华清在南海舰队会议上告诉后勤负责人：“你们的内心应当受到谴责”……由于不给拨经费，榆林港的航道里，该炸的礁不炸、该建的码头不建，舰艇拥挤，这谈何机动作战？
这只是冰山一角——不是海军的冰山一角，而是80年代我军的冰山一角。
军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赐予了一种旁门左道式、以毒攻毒式的解决方法：允许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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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2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制定，同年5月4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施行《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
轰轰烈烈的军队经商拉开大幕。
军队经商之事，当时并非毫无阻力，比如以时任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为首的高级将领就极力反对。
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张爱萍力陈军队经商之弊：“ 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dao，官dao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
张爱萍还补充道：“ 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然而，支持军队经商的呼声最终超过了反对的声音。
1985年，在中央军委三大总部带头下，各军种设立了联合航空公司、海洋航运公司。
随后，各大军区紧紧跟上，纷纷组建了自己的经贸集团。其中最为代表的是南方工贸和北方实业。
在上级带动下，各集团军也纷纷进入商界。
整个80年代的解放军，有印象的老一辈人都会有印象，那一时期的「军人」在社会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还有没有一丁点曾经“毛主席的战士”的样子？
我随便小举几例：
①某些部队公然把基地出租给影视公司拍戏，战士吊儿郎当的做群众演员客串、就为了几张钞票；
②军中流传戏言“会打仗的不如会唱歌的、会摆沙盘的不如会拍马屁的、造核弹的不如卖茶蛋的”；
③沿海地区某作战部队，为押运大规模走私商品，直接动用重装兵器；
④沈阳工商曾设障阻挡军队走私汽车，结果被冲障；该事件闹到辽宁省政府后，省里的态度竟然相当明确：军队由中央军委管，军队无论干什么，地方政府都不要管！
⑤军队内部克扣军饷、社会上又欺压百姓，屡屡上演穿着军装和商户“抢生意”、“争摊位”的奇景；
⑥黑社会沉渣泛起，“我派出所有人”成为黑恶势力口头禅。八九十年代开过饭店酒吧的老板都有记忆，要么雇保安、要么每月给当地黑老大交保护费，否则生意没法做……
在1993年7月的军委常务会上，就有人陈述：“军队从事生产经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与民争利时有发生，引发了一些军政、军民矛盾。”
“军民鱼水情”，这可是用毛主席、朱老总那一代人手把手带着我军士兵用鲜血铸就的光荣传统，却在六十年后的军队经商中大潮中沾染了污浊。
这就是军队经商带来的直观影响。
至于深层影响，我想90年代之后的“新中国五大耻”——银河号事件、台海泄密事件、印尼屠华事件、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王伟撞机事件——已经给出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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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后，张爱萍退休，迟浩田进入中央军委，张爱萍在第一时间邀请迟浩田到家中做客。
饭桌上，他举出岳飞词《满江红》中“靖康耻，犹未雪”一句，向迟浩田论道：“宋朝皇帝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推行军队经商之略，结果是武功荒疏，军纪涣散，面对一个西夏小国，也是屡战屡败。金兵入侵时，中央政权失控，徽宗、钦宗二帝被俘。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耻’！”
1988年4月，秦基伟也在《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中痛陈：
“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有！不只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明面上，是搞经营， 搞三产，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了！实质上，是军内划山头、军区分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坑，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
老书记(万里)说的对：自己山头怎么撑起来？要有钱嘛，没钱谁跟你玩！怎么有钱？搞买卖嘛，倒腾军需嘛，吃后勤嘛，搞这些个来钱快，那是其他买卖比不了的！
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不务正职、空耗军需，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这些年搞轮战(指两山轮战)，搞大比武(指1985 年中原大比武)，战斗力提高了吗？我看未必！
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搞副业，指望底下的兵多厉害，这可能吗？……这个鬼样子，日后中央有行动，指望谁？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
一直到1993年9月19日，长者领导下的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准经商”，并颁发《关于整顿改革生产经营的决定》，这段乌黑色的历史才终于踩了刹车。
全军原有企业15327个，从业人员86万多人，通过整改，企业减少6238个，人员减少6万多人。
1994年，中央军委组织力量对此进行复查验收。至当年年底，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盲目发展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集中统管的企业超过60%。
1998年3月，军委又决定非作战部队也不准搞生产经营。1998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大陆范围内集中开展打击走私活动。
在这当中，发现军队、武警部队一些单位和个人也有参与走私活动的；随后军委决定彻底调查、停止军队、武警部队的一切经商活动，加大政治经商之风。
当时在军队内部，宣讲工作也被摆上台面，尤其是以“七八十年代苏联军队在阿富汗、在黑海、在东欧走私猖獗，最终导致了苏军解体和苏共灭亡”为专题，大力进行历史教育。
1998年7月22日，长者亲自提笔写信提到：
“万年、浩田并军委诸同志：……现已夜深人静，最近一个时期我对群众反映的腐败现象，心里深感不安……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对军队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立即着手清理。要雷厉风行，当然也要工作细致。”
同日，他在全军打私工作会议上又给予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解放军与武警部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从明年1月1日起，全部吃皇粮！”
随后，中央和军委都成立了军队清理经营性企业领导小组。
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通过《军队、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
由此，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亦联合发出《贯彻〈军队、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的意见》。
至1998年12月，军队共向国家和地方政府移交企业2937个，总资产804亿元、净资产241亿元，从业人员20.9万人；确定撤销企业3928个，总资产151亿元、净资产64亿元，从业人员10.4万人，已全部停止经营活动；对保留的258个保障性企业、1088个福利性企业，按政策规定进行审查核定，实现了1998年年底前军队、武警部队与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的战略决策。
1998年12月15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完成与一切经营性企业脱钩。
1999年1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文件，规定军企移交地方后，不再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企业在移交前所欠的税务，随同债权、债务一并移交。
日后，在长者自己的自我总结中，“军队一律不得经商”被他视为重要功绩之一。
4
军队经商踩刹车，始于1998。
它的政治奠基，实为1997年令其得以“放开手脚”的十五大。
但是，真正彻底让“停止军队经商”这一历史性重任最终实现的，还是在2012年的十八大之后。
2014年11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隆重召开。
当时新华社的报道如下：
“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先后７次来到这里，大力倡导和弘扬古田会议精神。”
“上午９时许，他来到会址前，亲切接见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随后带领全体中央军委委员一起参观会址。他再次仔细观看了会址各个场所，在一幅幅照片和展板前驻足察看，并不时就有关问题向讲解员提问。”
“他来到当年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的厅堂，凝望着廊柱上富有鲜明战斗性的标语，注视着当年会议代表取暖留下的斑斑炭火印迹，同大家一起回忆先辈们探寻革命道路时筚路蓝缕、艰辛奋斗的情景，并向大家介绍他每次来古田参观的情形和感受。”
“会址北侧的毛主席纪念园依山而建，庄重肃穆。他神色庄严，沿着151级台阶拾阶而上，向毛泽东雕像敬献花篮，亲手整理花篮上的缎带，带领大家向毛泽东雕像三鞠躬，并瞻仰了毛泽东雕像，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古田会议纪念馆里，他认真听取讲解，不时在一件件文物、一组组数字前凝神观看，同大家深入交流，一起重温党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强化坚持军队政治工作根本原则和制度的意识和责任。”
“他表示，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他要求大家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接受思想洗礼，以利于更好前进。”
那次会议，后来逐渐被被称为“新古田会议”。
新古田会议一年之后，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28日，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改革，正式拉开大幕。
也是在2015年，经全军对外有偿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全军对外有偿服务清理整顿”专题网站在军事综合信息网正式上线运行，接受群众投诉、举报、监督。
以魏则西事件展开说。
当年的5月3日，国家计生委发布通告，由其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以及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局，联合调查武警北京二院。
一周后，百度总裁向海龙表示拥护调查组的整改要求，承诺：停止包括各类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医院在内的所有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名义进行的商业推广。
同一天，调查组责成武警二院及其主管部门立即终止与上海柯莱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合作。
更重要和关键的是在同时，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要求，对所有合作项目立即进行了终止。
《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这正是在魏则西事件期间（2016年3月），中央军委在大大的直接关切和领导下发布的军令。
其实在2015年11月的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就已有放风。
那一年，全军对外有偿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全面开展军队对外有偿服务清理摸底工作实施方案》，部署先期清理摸底工作，重点查找擅自对外服务创收、扩大项目范围、乱支乱用收益等问题。
2015军改中的“停止军队进行有偿服务”的改革部分，标志着我军时隔近20年对革除“军队经商”这一贻害甚远的风气，祭出又一雷霆动作。
截至2018年6月30日，应停的10万个项目已全部按期停止。
停止军队经商，真正得以付诸现实。
军队经商，一段我军自绝于人民的历史，深刻停留在浩长的历史中。
在社会主义军队中，苏联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是两支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指挥下、让西方世界畏惧胆寒的人民军队，但也都在毛泽东1976年逝世后——即国际共运陷入空前低谷之后，走过一定程度与长度的弯路。
温史，是为警示后人，也为敦鞭我军：“深化改革，永远在路上；听党指挥，永远是铁律；毛泽东思想，永远是灵魂；为人民服务，永远是宗旨！”■今日一叙
